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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母亲肖义菊

 

  51日,越洋电话传来母亲辞世的噩耗,万分哀痛之中,母亲的往事一幕幕萦绕在眼前。

  1908年岁末,母亲出生在荣昌县一个小康之家。然而那时的国家多灾多难,母亲的家庭也灾祸不断。母亲刚出生,外祖父就因病去世;家中顶梁柱,母亲的大哥随后又染上痢疾,暴病而死。家境的迅速破败,使母亲幼年时就得跟着外婆到我的三个姨妈家客居,从小就要帮做家务。我大姨妈家在荣昌开了一爿鞋铺,日子过得比较殷实。大姨父知书达理,看到我母亲聪明好学,就送她到县初级小学读书。但母亲不能吃闲饭,上学前,她要早早地起床帮着料理一家人的早饭;下午放学后,她得帮店里做鞋。10来岁的女孩子,个子又矮小,要站在缝纫机前单脚踩机器缝鞋面,一直干到天黑。念完四年初级小学,老师们都夸她学得最好。于是大姨父又凑钱送我母亲去资中洋人办的学堂读高小。

  从荣昌到资中大约100公里。在当年,对于我母亲却是漫长的蜀道。年仅14岁的她告别了亲人,拎着一个简单的包袱,怀着求知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坐着滑杆在崎岖的黄土路上颠簸了五六天才到资中县城。旅途劳苦,只是母亲艰难求学的开始,大姨父已经没有能力再资助她,母亲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去挣学费和生活费。

  资中后西街进德小学是“美以美”教会创办的。经过简单的考试,学校接收了我母亲这个最特殊的学生。她一无所有,没有基本生活费,更交不起学费。学校同意为母亲提供书本和最简单的饭食,夜晚安排和另一个女同学合盖棉被。为此,母亲必须在课余时间为学校做手工:勾针,刺绣,编织等。周末和假期,当同学们欢天喜地回家时,她只能孤单单地留在学校做针线活。在那几年间,母亲养成了从不与人争执的性格,她曾回忆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我和同学争吵了,当天晚上我就没有御寒的被子。”

  两年后,母亲因门门功课全校第一,获得继续读初中的奖学金,当然还是要靠做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初中功课增加了,母亲买不起各种文具和书籍,她将一根树枝和一枝铅笔头绑在一起做成“圆规”;她要等同学休息时,才借到课本复习。即使这样,母亲的学习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甲等奖学金非她莫属。清苦的生活中也有愉悦的回忆:初中三年级寒假,留校做工的母亲,认识了隔壁女子师范学校的一位“大姐姐”,她受封建礼教迫害无路可走而躲进教会,她同情我的母亲,常常招呼母亲到她的小屋,在木炭炉上为母亲煮上一碗酸辣面,这对于五年来几乎餐餐吃稀饭泡菜的母亲,成了终生不忘的美食。她们也成了终生挚友。初中毕业后,没钱继续上学的母亲被推荐到重庆淑德女中教初中。淑德女中是当时重庆的一所名校,仅初中学历的母亲却显示出超凡的教学才能。六十多年后,母亲的学生们还能记得当年她怎样用生动有趣的讲解使同学们喜欢上数学。虽然有了一份可意的工作,母亲继续求学的决心却没有动摇,靠两年教书积攒的钱,她来到成都陕西街华美女中读高中。 1932年,母亲凭着自己的奋斗,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西南首府名校——华西协和大学(简称华大)化学系。依靠奖学金和教会的贷款,顺利完成了四年大学学业。因成绩优异,毕业后被留校任教,四年后升为讲师,再四年,即1944年晋升为副教授。

19356月华大化学系毕业生-我的母亲(中)和她的两位男同窗,左为徐维理教授。

 

    由于世事变迁和母亲从不争名争利的性格,又过了近四十年,她才被提升为教授。母亲1986年退休,她在华西勤勤恳恳教学科研五十年,桃李遍天下。

    1986年,我在英国求学,因为婚变,陷入极其贫穷的困境。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希望我能从教会的慈善基金获得资助,她帮我借来两大册慈善基金会目录。我就像大海里捞针,企望着找到可以申请的基金。但这些基金都只支持教会的子弟,我一无所获。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母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读教会学校,她为什么不加入教会以取得资助,非要自己苦苦奋斗呢?单是大学四年间的借贷,母亲在工作后就还了好多年才还清。后来我问过此事,母亲说,“我很感谢教会的帮助,但凡事要靠自己。”我和7岁女儿的生存问题及我求学的学费,最终“还得靠自己解决”。八十年代我所面临的困难比起母亲少年求学的艰辛,已经容易了许多。沿着母亲开辟的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终于在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

我的母亲在华大化学系服务12周年庆祝会后 前排中为我的父亲和母亲,中排右二为徐维理教授。

 

    华大是1910年由英,美,加等国的教会联合创办的。当年的华西坝洋人云集。母亲虽和教会学校有着不解之缘,但是她从不巴结奉承洋人。母亲认为,当年到华西坝的洋人也是有好有坏。好的平等待人,为人师表;坏的趾高气扬,欺负中国人。有个英国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徐维理,1924年到中国,任过华大化学系系主任,当过母亲的老师、同事和上司。徐维理教授为人正直善良,平易近人。他思想积极,乐于帮助穷人。徐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把遭国民党追捕的左派学生长期藏在家中。解放后,徐教授热烈拥护军管,和中国老师一起积极参加各种学习,自觉改造思想。到1952年,徐教授成了唯一留在华大的西方人,但学校不再聘用他了。当时他需要两人担保,保证他没有对中国人民犯下任何罪行,才可以离开成都回英国。那时云集在徐先生身边的人都唯恐粘上“帝国主义的晦气”,徐教授陷入尴尬的局面。这时,我母亲和魏素萱老师——华西坝两个出名的“胆小怕事”的女教师,却大胆地去学道街军管会为徐维理教授作保,先生才得以顺利回国。为徐先生作保的事,当时不少好心人为母亲捏把汗,事后也确实投下政治阴影,“文化大革命”中,母亲因为此事被没完没了地批判成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但母亲仍然不后悔,坚持说徐先生没有做过坏事。当年她和魏素萱老师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

我的母亲在绵阳丰谷作赤脚医生。

 

        1968年,母亲和所有老知识分子一样,被揪斗,关牛棚。每天“交待”、检举、揭发、批斗、认罪、劳动改造。有一天,我在食堂排队买饭时,突然发现被监守着的母亲,她被打得满面血迹和伤痕,我心如刀绞,却不敢流露一丝一毫的悲痛。除夕夜,因为我马上要下农村当知青,母亲被特许回家几个小时为我准备行装。我问她为何被毒打,她淡淡地轻声说:“要我检举、揭发别人,我又不知道,哪能乱说。”

  母亲一辈子热爱科学,94岁高龄时还对我的科研工作感兴趣,一定要我讲解用光散射法研究蛋白质分子在溶液中分布的原理,并和我认真讨论。今年3月,我带回了我们最近在《细胞》和《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无奈,母亲的视力已极度恶化,读不了这些文章。

  母亲最不喜欢张扬自己。几年前,我几经周折想设立一个“徐维理-肖义菊化学基金会”,用以资助家庭贫困,学习努力的学生。我将章程初稿给母亲过目,她毫不客气地将有关她的部分全部划去,显得很不高兴。想来,我写这篇文章,也是违背母亲的意愿的,但我依然想让人们知道,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她普通,平凡而善良;她像一棵大风吹不断的小草,坚韧、顽强而勤勉;她是不随风飘荡的落叶,永远融入中华大地的沃土;她是一片淡淡的云彩,在时间的长空中静静地消失;她永远是我敬爱的妈妈,留给我无尽的思念。

 

  母亲安息。

 

                                女儿箫冰于伦敦

                                 2003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