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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忧——巴金人生中的第三位先生

 

戚亚男

 

     吴先忧(1901——1962)四川成都人,原名吴厚长。少年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及寻求改革社会的热情。创办《半月》刊,宣传新文化、安那其主义。巴金从吴先忧的身上学到了“自我牺牲”的精神,吴先忧为他人生中的第三位先生,并把吴先忧十分感动的事写进了的小说《家》里面。1930年吴先忧从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留任华西协合高级中学,1938年起出任校长一职多年。把该校办成了提倡民主的学校,在川内中学可谓独树一格。1950年成都解放后,人民政府又请吴先忧回校担任校长,直到1962年病逝,终年61岁。

 

不断探索实践寻求社会变革的少年

  1901年吴先忧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在清末年间是做官的。由于吴先忧的父母都吸大烟,因而他一生下吃母乳就染上了鸦片烟瘾,到了三岁断乳时才戒了鸦片烟。父亲在他两岁半时便亡故了,而他的母亲也在他8岁那年去世了,以后跟随姐姐生活。吴先忧幼年时在家读私塾,直至12岁才进入学堂读书,聪明好学的他只读了两年的小学就考入了洋人办的华西协合高级中学。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大病就此开始改变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路。吴先忧在华西协中平平安安读了两年后,突然患了疟疾,自己吃中药,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学校里舍长是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的教授,英国人苏道璞,他是一位非常具有仁爱的传教士。看见学生被病魔折磨着,苏道璞非常痛心,得知吴先忧幼年时就失去了双亲,苏道璞就把吴先忧接到自己家中,亲自照顾他,带他去看刚刚进入成都不久的西医,在苏道璞的精心护理下,吴先忧终于康复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出乎我们的意料,苏道璞没有收吴先忧一分钱的伙食费、医药费,这引起了只有16岁的吴先忧的疑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没有任何企图而对他那么好。这让吴先忧对洋人的反感意识一天比一天严重了,他病好了以后读了一学期后,便走上了一个极端,把他家里有关自然科学和外国语言的书籍全部都焚毁了,认为这些书籍是亡国之学,并且退学,投考了国学院,专攻古书。

  不久,吴先忧的一位朋友陈攸序从上海回成都,得知吴先忧已放弃了中学学业,致力于国学的研究,他劝吴先忧说:即使有志于国学研究,也应当先将中学的普通基础知识学好,然后进入大学,学习用科学的方法研读国学。并赠送刘师复所著无政府主义浅说一书给吴先忧。

  吴先忧听从了好友陈攸序的劝告,便转学到叙属联合旅省中学接着读中学。而此时五四新文化已渐渐的进入了四川。在学校里吴先忧读到了唐铁风老师介绍的《新青年》等杂志,于是他的思想便由复古的极端一跃而至趋新的另一极端,成为了一个安那其主义信仰者。吴先忧中学毕业后便考入了当时崇尚新文化的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专攻英文。同时又与几位校外友人创办《半月》刊,宣传新文化,到第11期以后,便转入宣传无政府主义。直到第24期时,因为女子剪发问题、宣传无政府主义,《半月》刊被当局查封。

  当时四川内地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先后成立的许多无政府主义组织和团体,只有王右木人声社是成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王右木等人办的《人声》刊物想与吴先忧他们合作。一天晚上,王右木等人亲自邀请《半月》编辑的主要负责人会谈合作一事,吴先忧他们一行到达《人声》编辑部,看见一向俭朴的王右木特意置办了糖果招待他们。然而,会谈却进行得很不顺利,双方都想以自己的信仰为主,从晚上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分道扬镳,相互协助”,这可算是成都最早的统一战线。以后成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发生过冲突,缘由于此。

 

巴金人生的第三位先生

  19209月巴金入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与吴先忧成为了先后同学,只是巴金还不认识吴先忧。一来,吴先忧班次比巴金高,二来,巴金刚进校不久,吴先忧因崇拜托尔斯泰,受他的思想和生活的影响崇尚劳动,在读了一学期后,便弃学而进入一家裁缝店,从学徒做起学裁缝。

  尽管巴金已经在学校读书,可以接收到不少新的思想,但他却生活在一个充满封建礼教的大家庭里,他的精神世界依然受到很大压抑,他找不到出路,因而很迷茫、痛苦,甚至很愤怒。不久巴金得到了一本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节译本,看完该书后,他霍然开朗了。巴金曾经回忆道:“这里面(指《告少年》一书)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的进入内地四川,巴金如饥似渴的吸收新思想,寻找人生的出路。1921年2月巴金看到了吴先忧等人办的《半月》刊物,被刊物宣传新文化运动、介绍新思想安那其主义、抨击不合理的旧制度和旧思想所吸引。兴奋的巴金立刻给《半月》刊写信与该刊物联系,两三天以后,巴金就与《半月》刊物的编辑们见面了,巴金曾回忆道:“他们谈话的态度和我家里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充满了热情、信仰和牺牲的决心。”最让巴金意外的是刊物负责人中有一位还是外国语专门学校高年级的同学叫吴先忧,只是现在吴先忧没有上学在裁缝店当学徒。在吴先忧那里巴金第一次听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是神圣的事”等新鲜的道理 。

F:\半月刊c.jpg1921年在成都出版的《半月》杂志

 

  巴金自从与吴先忧他们见面后,他的生活方式慢慢的就发生了改变,他和《半月》刊的编辑们结成了朋友。随后巴金也加入了《半月》刊,给刊物写文章,做编辑,再后来,吴先忧、巴金他们还成立了一个信仰安那其主义的组织——均社。均社的成员们办刊物、印书、印传单并在晚上到大街上去贴传单。

  自从巴金加入了吴先忧他们的《半月》刊后,巴金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道路,他有自己的精神依托,他有了自己的信仰。特别是巴金从吴先忧的身上学到了“自我牺牲”的精神。当时吴先忧是《半月》刊的四个创办人之一,他承担了刊物出版的大部分经费,刊物每期销售一千多册,但回笼的资金不仅没有盈利而且连出版下一期的费用都不够,因而每一期吴先忧都要筹集一部分资金用于出版刊物。那时吴先忧也没有固定收入的来源,家里是姐姐管家,不许他乱用钱。于是吴先忧就拿自己的衣服到典当铺去押当,他怕姐姐知道这件事,出门的时候总是把拿去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进了当铺以后才脱下来,当了钱就拿去付印刷费。吴先忧常常拿家里衣服去典当,为此他曾闹出夏天穿棉袍的笑话。

  1936年巴金在《我的几位先生》一文中写到:我有三个先生,即母亲陈淑芬、轿夫老周、编辑吴先忧。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朋友吴先忧教给我“自我牺牲”。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信仰所开放的花朵。他是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毅力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巴金小说《家》中张惠如的原型

  1931年春,巴金开始为上海《时报》撰写连载小说。最初拟名《春梦》,写好总序后决定改名为《激流》,这就是读者最初读到的巴金小说《家》的情形,该小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335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激流》单行本,并改名为《家》。从此,《家》风靡全国,许多青年人读了《家》以后,就毅然的走出了封建家庭的桎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自从巴金写了小说《家》以后,不少人就认为小说是巴金的自传,他就是小说中的觉慧。他不断的解释:“《家》里面不一定就有我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我所爱过的和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巴金还解释到:“觉新不仅是书中人,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他(指吴先忧)还做过一件使我们十分感动的事,我曾把它写进了我的小说《家》。”从巴金的这些介绍中我们知道小说中觉新的原型是他的大哥,而觉慧只是有巴金生活中的一些相似的经历,而不是他本人的原型,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张惠如的原型就是吴先忧。

  张惠如这个人物在巴金小说《家》中是一条很重要的线,从觉慧与张惠如相遇参加学潮,到后来觉慧也参加办进步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写文章抨击当局严禁妇女剪发,成为觉慧在他那沉闷的大家庭以外找到的一条新生活的路,也是觉慧觉醒的路,更是觉慧走向叛逆的路。

  张惠如从《家》开场不久就出现了,到小说结束,觉慧决定离家出走,张惠如到码头去送行,张惠如这个人物一直都在书里。“觉慧,不要忘记多写信,多写文章来啊!”这是张惠如给觉慧说的最后一句话,而觉慧却把他的二哥觉民托付给张惠如他们,希望觉民也参加办刊物的工作。张惠如热情的说:“觉民,来吧,我们欢迎你。”

  张惠如的故事就是源自吴先忧真实的生活,特别吴先忧夏天穿棉袍到典当行去当,把当来的钱用于办刊物的事,深深的打动了巴金,因而巴金称吴先忧是他的第三位先生。

 

执掌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校长

  自从《半月》刊刊登了吴先忧、巴金等人撰写的反对当局禁止妇女剪发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一系列文章后不久,刊物遭到当局的查封。而此时吴先忧在裁缝铺当学徒半年后,因他人误会和攻击也终止学徒生涯。经过几年在社会上的磨练,吴先忧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因受托尔斯泰著作的思想的影响,便信仰了基督教。他想通过学医,当医生,以行医来作为职业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23年吴先忧考入华西协合大学读医科,读了几年后因对医学不感兴趣,他随后改学文科。在读书期间吴先忧就兼任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的舍监,同时在该校兼课,这样也就奠定了他将以从事中学教育为他的终极目标。

  1930年吴先忧从社会学系毕业,正式在华西协合高级中学任文科主任,继而调任教务主任。1938年杨少荃校长年老退休,吴先忧接替老校长的工作,执掌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校长。

  从1928吴先忧在华西协合高级中学当舍监到1944年被迫辞去校长职务离开学校,吴先忧管理该校长达16年,他把这所中学办成了成都最好的一所学校。吴先忧把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失败加以总结,提炼成他的办学的教育理念就是兼收并蓄和自由教育的精神。他认为“现在许多办学的人,常有统一思想的弊端”,“办学的人有的什么思想,便要强令学生也有什么思想;办学的人信仰什么主义,便要估住学生也信仰什么主义”;他主张:对学生应“不偏于一家的学说,不囿于一派的偏见,总以正确的真理为标准而从旁指导”为好。这些特别体现在吴先忧聘请的教师中有教徒、有国民党、有信仰安那其主义、还有信仰马克思主义。

  1939年,吴先忧与国内400多名大学和中学的校长、教务主任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在小组讨论会上吴先忧就反对禁止学生阅读各党派的书籍,在接受蒋介石召见时,吴先忧对蒋说国民党应当彻底实行民主。事后车耀先知道了此事,对吴先忧表示特别的欢迎。

  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是当时成都唯一一所没有围墙的中学,学生可以随便进出,尽管该校是一所教会学校,但不强迫学生信教和做礼拜。吴先忧利用教会抵制教育厅制定的一些不合理规定,反过来他也利用教育厅来以抵制教会把学校办成纯教会的学校。学校的教员可以随他各自的信仰、主义向学生宣讲,学生也可以凭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加以选择,学生还可以参加校内校外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团体。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要求中学生要穿统一麻色制服、打绑腿、扎皮带,规定男生剃光头。吴先忧认为士兵与学生是不同的,学生有穿衣戴帽的自由,学生正在长身体,打绑腿有碍发育,强迫剃光头,是不尊重学生的人格,因而学校不执行当局的规定,全成都市只有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的学生不穿统一的制服,不打绑腿,不剃光头。但有一次,上面要派人来检查,吴先忧实在没法与上级对抗,他也只有让学生剪一次光头,以应付检查。

  周一晨会时,吴先忧对学生说:“从明天起,全体学生到校上课时必须都剪成光头。”不少学生起哄说:“剪光头校长要带头!”“好!我带头。”吴校长爽快的回答。

  第二天,吴先忧果然剪了光头出现在学校里,没有剪头的学生也只好去把头剪了。检查过后,吴先忧也不再要求学生剪光头。

  然而,当日本打到独山,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华西协合高级中学80多位学生参加了青年远征军,甚至还有4位初中的学生也从军了,在成都各校中人数是最多的,吴先忧给从军学生们的赠语是“精忠报国”。

  吴先忧办学的理念、民主教育的作风也引来了当局的不满,1944年吴先忧被迫离校,直到1950年成都解放后,人民政府又请吴先忧回校担任校长。吴先忧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工作中。1962年,吴先忧病重入院,在病床上他还挂念即将毕业的学生,他专门写了一首诗赠毕业班的同学:

因病久未回校园,不能日日聆管弦。

感谢教师辛勤苦,深愿弟子品学全。

努力学习不稍懈,向党汇报无愧颜。

我在病室殷切望,成绩优异可预言。

  当年吴先忧就离开了人世,终年61岁。

(2013年2月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