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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到华西坝的野鹤——语言学家闻宥

戚亚男

 

    闻宥(1901——1985),字在宥,号野鹤,上海松江人。闻宥读中学时喜爱文学,写了不少诗文,加入了由柳亚子等人发起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从1929年起闻宥辗转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成都国立四川大学、昆明国立云南大学等多所学府担任中文系教授。1940年,闻宥应成都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教务长方叔轩的盛情邀请到该校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同年9月,闻宥主编的一本中文外文共存、面向国际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外文名称为《STUDIA SERICA》),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主的学术期刊问世了。1952年院系调整后,闻宥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西南民族学院教授。1955年起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直到逝世。

 

翱翔于国学王国的野鹤飞起来了

  1901年闻宥出生在一个前清秀才家庭里,他的父亲早年在家乡教私塾,后来在上海中学教国文。闻宥从小就很聪颖,9岁时已经能写一些一二百字的短文,而且是一挥而成。有一天他突发奇想,找来些白纸,订成一册,并署上自己的名字,称之为某某文集。然后每天写一篇文章上去,又假冒朋友对自己写的文章加圈加点,进行点评,自己作序。不到数月,已经有一册了。闲暇之余他拿起自己写的文章朗读,自娱自乐,十分高兴。认为古人韩愈、柳宗元的快乐也就是这样了。后来闻宥的父亲看到了,训斥他说,你这样能够自励是很不错的,但是不能如此自以为是。他听了竟然汗流浃背,不敢再往册子上写更多的文章。

  1915年,闻宥14岁了,他结束了在家从父私塾的学习,到松江中学读书。在学校里喜欢文学的他写了不少诗文,因而受到了由柳亚子等人发起的文人汇集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赏识,南社成员引荐闻宥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南社诗人一年一度的“雅集”活动,并结识了南社社长柳亚子,随后加入南社。中学毕业后,闻宥进入教会办的上海震旦大学学习,由于该校是法国人办的,所以上课用法语,很自然闻宥就掌握了法语。他还自修了好几种外语,在学校里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功底。

  以后,闻宥不但在上海中学教书,还在《民国日报》任职,与民国初年著名的漫画家钱病鹤共事,被文坛称为“双鹤”。他在上海一方面从事文字工作,另一方面又从事学术研究,他在《国学月刊》、《民铎》、《东方》、《燕京大学学报》和《云南大学学报》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国学概论》、《东冬分部辨正》、《甲骨学之过去与将来》、《转注理惑论》等一批学术文章。

  1926年,25岁的闻宥在《国学月刊》上发表文章,表达他对国学研究的观点,他把研究国学的学者分为两派:“其第一派之特点曰抱残守缺,凡学之属于古者,不问其精粗美恶而一切珍视之,甚至其说之已与常识相违背者,亦竟不欲弃置。其第二派之特点曰舍己从人,视我一切学术,皆若为西洋学说之附庸,甚至其说万不可合者,亦竟曲加比附。此两者之态度,适成两绝对,而其误乃相等。由前之误,在乎自视过满,由后之误,在乎自视过卑。”在闻宥看来,前者和后者都是走了极端,不可取,“自满则国学不能得他山之助,自卑则国学不能立最后之基,而国学之真,于以尽失矣。”他的这番精辟的论述,把国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研究平台。

  凭借着闻宥国学的功底和娴熟的掌握多国语言的本领,国内不少大学都聘请他任教。一时间他辗转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成都国立四川大学、昆明国立云南大学等多所学府担任中文系教授。

 

野鹤飞到华西坝 语言音韵学家蜚声国内外

  1937年春,闻宥应聘任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夫人刚生了小孩就留在上海,他的父亲在乡下教私塾。当年底日本人打到了上海,闻宥的父亲背井离乡逃难来到城里儿子家,可不多久老人就瘫痪了。闻宥的夫人独自带着孩子照顾着公公,靠闻宥每月从西南后方寄来的薪水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第二年,闻宥应聘到了昆明国立云南大学担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家人依然留在上海。

  1939年华西协合大学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筹建中国文化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的宗教、考古、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而在之前,北平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济南齐鲁大学都先后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成立了专门的学术机构研究中国文化,因其出版的学术刊物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故而可以显示该校的学术水平。抗战期间在华西坝上的5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济南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中就有3所大学建有该机构,因而华大很重视该研究所的建立。精通几国文字,国学水平很高的闻宥就被华大选中任研究所所长。但当时闻宥在昆明国立云南大学任职,为此华大教务长方叔轩专程到昆明请闻宥出任研究所所长,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当得知闻宥的家人还在上海靠他每月寄钱维持生计,而且从昆明汇款到上海是非常困难的,并且汇费也很高后,方叔轩告诉闻宥:如若闻宥任职于华大,他不必从成都邮寄工资去上海,他只需告诉校方他需要寄到上海的金额,他家人就可以直接到上海的教会机构去领取他想寄去的工资。这样不但省了很多麻烦,还可以节约汇费,大大的解决了战时闻宥一家的生计困难。面对如此礼贤下士的方叔轩,很愿意搞研究工作的闻宥接受了华大的聘请。

  1940年闻宥从昆明来到了华西协合大学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来到华西坝后,闻宥充分利用抗战期间国内许多知名教授和学者都云集在西南后方的条件,他先后聘请陈寅恪、刘咸、韩儒林、李方桂、董作宾、吴定良、吕叔湘、缪钺等人,甚至还有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法国藏学专家石泰安来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同年9月,一本采用横排(当时的中文书刊都是竖排)、中文外文共存、面向国际的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主的学术期刊问世了,该刊的中文名称为《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外文名称为《STUDIA SERICA》。该刊所刊登的文章主要采用该所研究学者的论文,也适当刊登非研究所学者的文章。该刊最特别的是学者撰写的文章不以中文为限,英、法、德文皆可使用,只是要求用中文写的需附外文提要,用西文写的需附中文提要。其目的就是要让该刊成为一本国际化的学术刊物,让中外学者都能更好的阅读。该刊物每年出一卷,一卷又分几号分别出版发行。

  1940年出版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卷第一期封面。

 

  尽管有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支持,但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要想出版这样一本学术刊物还是很不易的。为了创刊号能够尽快出版发行并在第一时间分发到西方一些相关的学术机构,以便更快的得到反馈,闻宥把创刊号放在上海出版印刷。研究所委托人把手稿送到上海,并请在上海的人校稿,因而创刊号在研究所成立的当年就出版发行了。很快就有国内外的大学、图书馆和学术机构汇款前来订购。预订全年的,包括邮寄费,国内10元国币,国外4美元或1英镑。

  关于创刊号的版本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创刊号是在上海出版发行的,国外的学术机构很快就得到了该刊物,但由于战事邮路中断,未能给西南后方邮寄,只好把没有发送出去的刊物暂时保存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某些机构里,等邮路通了再寄,不幸的是还没有等到邮寄的机会,这批刊物却丢失了,因而创刊号内地很少。很多年过去后,闻宥对这件事都耿耿于怀。19498月,闻宥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成都重印了创刊号,他写道:“筹集资金再印这卷对编辑来说是太困难了……另一场战乱已几乎波及全省,这就让编辑难以收到原投稿者的修改手稿……此外,成本增高也导致杂志格式和内容的改变。”他还承诺“在不久的将来,将更完整的再重印”。遗憾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研究所解体,他的这个愿望却没能实现。自1940年创刊号在上海出版发行到1950年,该刊共出版发行了9卷。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台湾南天书局把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年出版的9卷刊物影印出版。

  随着创刊号的顺利出版发行,华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在闻宥的领导下在学术界特别是语言音韵方面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同在华西坝的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分别在考古、古代史方面占有优势。1941年哈佛燕京学社利用这三所大学同在成都办学的条件,出资让三大学的研究所联合编辑出版《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该刊每年出版一卷,由三大学研究所轮流担任编辑。随后,闻宥又筹集到一笔经费不定期出版《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该刊是由研究所研究员撰写的专题长篇学术论著。而闻宥本人先后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民家语中同义字研究》、《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汶川萝卜寨羌语音系》等24篇论文,这些研究西部语言的学术论著也使他的学术生涯达到了高峰,蜚声海内外。

  这是1950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九卷,

是由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联合在1941年创办的。

 

  1943年瘫痪在床上已经4年的闻宥父亲不幸去世了,因为战乱闻宥不能回上海奔丧,闻宥的夫人安排了老人的后事后,带着两个孩子来成都与丈夫团圆。方叔轩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安排一家人住在小天竺街。就连大儿子的学业问题,方叔轩都亲自过问帮忙解决。闻宥的小儿闻辂告诉笔者:当时那里住了华大的四家人,有经济系主任杨佑之,化学系主任张铨,哲学系主任姜蕴刚。这四家人各有各的特点,闻宥具有中国文人的学者风格;杨佑之和商界常有来往,喜欢交际;张铨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比较开明、洋化的;姜蕴刚是青年党党员,属于政界。有趣的是这四家人的小孩都常在一起玩耍,但他们大人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都不来往。

 

学生记忆中的老师 堪比唐宋名师

  闻宥在华西坝除了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从事学术研究外,还在中文系任教授,给学生上课,他开设文字学、语言学和声韵学等课程。2011年笔者拜访闻宥当年的学生刘国武先生,他说当年他学了闻宥开讲的文字学和声韵学两门课,现已90高龄的刘先生谈起闻宥老师的往事就滔滔不绝。他说闻老师在古典诗词方面极有造诣,他所写诗词,极类唐代的李商隐、宋代的晏叔原。刘国武随口就朗诵了闻老师当年在成都时到汶川考察写的《夜宿汶川姜氏驿楼》“倾天折地愿难酬,终古岷江恨未休。一夜奔腾复呜咽,知君到海不回头。”乘兴又朗诵了闻老师写的《余香》:“旧为余香闻晚风,今收玉札谢飞鸿。可怜终古缠绵意,长在神山远近中,弱水有波应宛折,瑶窗无面不朦胧。新来好是千杨柳,遮住阑干一角红。”

  闻宥教的学生除了有本国的,还有外国的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大家最为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的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48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到四川来进行方言调查。由于闻宥主编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外文名为STUDIA SERICA)在国际上享有的声望,以及闻宥本人在语言学方面的造诣,因而很自然的就找到闻宥求助,闻宥在华西坝的广益学舍(现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幼儿园所在地)收下了这位洋学生。不久马悦然就写出了他的第一篇方言学论文,并且发表在《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上。多年以后马悦然回忆道:“他当时的年龄足以做我的父亲,而从我们友谊的最初开始,他对于当时在学术道路上艰难探索的我来说也确像一个父亲。他对我在研究四川方言语音、音韵上给予的耐心帮助和智慧启迪让我永远感念。”

    中年闻宥,1949年其学生马悦然摄于华西坝闻寓前。

 

  关于马悦然的中文名字的来历也是很有趣的轶事,当年马悦然来中国时叫马可汗,来四川后,“当地人说,在这里叫可汗可不行,后来朋友帮我取了马悦然这个名字。”而这位“朋友”正是闻宥。2011年,闻宥的大儿子闻广告诉笔者:“19854月下旬,马悦然刚当上瑞典学院院士(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成员)到中国来看我父亲,那天要求我也在场,因为当年他来我们家时,我们见过面,大家都认识。当时我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马悦然见到我们就回想起了我父亲第一次见到他时候的那个情景,很有感切,他还说他的中文名字马悦然就是我父亲闻宥给起的。”

 

野鹤飞离华西坝 铜鼓研究开先河

  1949年底,英国剑桥大学来函聘请闻宥到该校东方系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但他婉言回信谢绝了剑桥大学,继续留在华西坝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1950112,为了帮助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建立新的秩序,学校被军管了。由于博物馆外籍馆长的离任,闻宥被任命为博物馆馆长。当时成都市面上有大量的文物流散,闻宥想方设法保护文物的流失。

  闻宥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两种刊物,一本《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外文名称为《STUDIA SERICA》,在1950年出版了第9卷后就停刊了。而另一本刊物《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出版第6卷时,齐鲁大学退出后,就由金大和华大两家联合办,直到1950年出版第9卷时,金陵大学也退出了联合办刊物。1951年出版第10卷时,就由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独家编辑。而且该期明确提出“本刊今后主要内容,为以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民族、语言、历史、古物等学科……苏联东方学者的业绩,本刊亦拟为较有系统的翻译与介绍。”

  但随着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的院系调整,华大改名为四川医学院,文、理学科调整到其他院校,华大由一所综合性大学转变成了医药学院,闻宥随华大中文系和博物馆调整到四川大学。而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也在调整中随之消失了。因而1950年出版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和1951年出版的《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也就成为了这两种刊物停刊的最后一期。而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也在调整中随之消失了。

    2004年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再版闻宥1953年撰写的《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和《铜鼓续考》。

 

  闻宥从华大调整到川大,住宿也从小天竺街搬到了龙江路。在川大他的学术长项西部民族语言研究没有更多成果,他就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古文物的研究上,1953年连续出版了《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铜鼓续考》开启了我国铜鼓研究的先河,引起了国内外同道的关注。1954年闻宥把他自己“十多年来在成都耐心搜集的”汉代石刻拓片作为研究对象,他精心挑选了100幅,每一张拓片都做考证和解读。尽管闻宥有时间整理研究他收藏的拓片,但他没有机会在川大扎下根,国家需要他去北京工作。多年以后他在给学生张永言的来信中写道:“当年傅吾康曾再三劝我,每年寒暑假必须外出走走,否则长此多病,必将招致后果。我深信此言而无钱可以旅行。五四年决心离蓉,此亦是原因之一。”年底他开始做离开成都的应酬,他写了一幅三尺中堂字送给当年在华西博物馆工作的同事易遵谅,这幅字里他写了录写唐宋三位名家王维、欧阳修和韩琮送别诗。其中最特别的是他写宋代欧阳修的《梦中作》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他把后两句改为:梦里不知身是客,酒醒无奈客思家。

  这是闻宥收藏的伏羲女娲拓片,选自上海群联出版社 19554月出版的《四川汉代画象选集》。

 

  而此时他编著的《四川汉代画象选集》正在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印刷,原先他想为该书写一篇很长的序,把有关的问题详细讨论一下,可是他在做搬家的准备,但走之前这篇序是必须写的,因为正文已开印了。而此时他的书籍都已打包装箱了,手边更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可查,凭他深厚的学术功底还是写了一篇较长的序,但他很谦虚的在该序的开头就说:“立说太简,而且征引多疏,这都是要请读者原谅的。”写完这篇序后,闻宥就离开成都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任教。

  而此后不久,随之而来的反右风暴,这只野鹤就再也飞不起来了。他曾自嘲的写到“若此问某些人,则知我是教古文的而以。”就在19854月下旬,马悦然拜访闻宥后不到半年,927日,闻宥在中央民族学院寓所默默的离开了人世,终年84岁。

20135月完稿于华西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