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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邱绪襄先生

王绍陵

 

邱绪襄先生(1929年—1999年)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作为晚辈,作为院邻,作为华西医科大学的同事,我都感到有许多话想说,只是先生再也听不到这些话语了。

先生是湖北人,因出生在襄阳而名绪襄。其父邱鸿书,黄冈人,学医出身,早年在武汉开有一所三层楼的西医院。解放后在重庆川东军区卫校(即后来的重庆卫校)任教。因讲理而且直率,终于在1957年因言获罪,被扣上“右派”帽子;其后郁郁寡欢,因肺癌而病逝。

先生的姐姐邱汝槐,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因受父亲身份牵累,仅在成都市西城区白丝街地段医院行过医,后又被迫退职,终生未嫁。

其弟邱绪楚,报考大学时被北大哲学系和重大电信系同时录取,明智地选择了后者而最终成为空军15厂厂长。

邱绪襄先生一家大概在1957年底或1958年初,由重庆搬到成都西沟头巷66号,与我家同住一个院子。由于我爷爷奶奶也是湖北人,两家自然成为亲密院邻。按辈份关系,我一直称他邱叔叔,其实他只大我19岁。

先生是看着我由学生、知青而参加工作的人,但我和院邻在白天却很少见着他。记忆最深的是,往往在夜深人静、梦甜睡香的时候,偏偏有人噼噼啪啪地不停敲打第一道大门(院子有两道大门),一遍又一遍地叫喊:“邱医生、出诊了!”“川医的邱医生,出诊了!”这声音全院子的人都听到了,全巷子的人也都听到了。因此,西沟头巷的人都知道,66号有个邱医生。

多年以后,听原来在川医院办的李明之老人回忆,当时只要是西南局和省里重视的医疗、工伤事故,医院里、脑外科最爱派去出诊的就是邱绪襄。对此,有人说“是拿小鞋给他穿”,有人说“其实也是重视他嘛”,这些说法哪种更真实,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结果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经历过无数次的医疗实践,特别是脑外伤的急救实践,邱先生的医术得以迅速提高,川医脑外科的大邱(邱缇光)、小邱(邱绪襄)、高立达等人,成为院内外公认的著名医生。

先生白天很少和我们见面,因为他是院子里最早去上班的人。每天6点半钟,伴随着几声轻微的咳嗽,先生已经起床;不到7点,他一定打开大门上路了。也许因为职业的原因,见的车祸太多了,先生始终不愿学骑车,靠两只腿与乘公交车打组合,作为上下班的工具。1路汽车从顺城街坐到浆洗街,两头再各走10分钟,他必须在8点整以前,也许就在7点半或740左右,赶到川医外科5楼,那里有交接班、查房,有病人在等着他。这条上班路线,先生一走就是几十年。

当时没有双休日,仅有一天的周末时间。星期日的上半天,我们院邻仍然见不到邱先生的身影,他要到医院去看他的病人。病人术后病情变化莫测,他放不下心,他必须一一查看、一一处理完每个患者,才能安心回家吃午饭。

周日的下半天,是先生难得的闲暇时光。他喜欢带上儿子和侄儿侄女,去逛逛新华书店。有时买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他总是和院子里的学生们一同分享。记得买到英国原版《灵格风》时,他兴奋地给我介绍:“你看,插图好漂亮!”

周日的下午也是邱先生整理个人卫生的时候。先生的衣着整洁明快,不落俗套。当全国人民热衷深蓝深灰和军绿色的毛式服装和军便服的时候,先生则在商店里选一件含而不露的青年服。而他的发型也是那种大方简洁的青年式,他不喜欢流行一时的“大背头”或者“拿波式”,作为外科医生,长头发怎么说都是不合适的。为此,他往往愿意多走几步路,到提督东街“南方”理发店,那里有一位师傅(忘记姓什么了),明白邱医生的要求,能够让他满意。身为职业医师,应当怎样注重自己的仪表,以使患者敬重和信任,在邱绪襄先生这里,也许能够提供一点借鉴。

周末的夜晚是美好的,而更美好的是,邱先生愿意与我们一帮大中学生共此良宵。记忆中先生有两样拿手好戏,一是“猜名次”。他可以在世乒赛开赛前,预测各项比赛前三名名次。待到比赛结束,站在领奖台上的选手竟和他的预测完全一致!二是猜名人“。他让你随便想一个有名的人物,例如米丘林,例如泰戈尔,例如祖冲之,例如肯尼迪……他问你10个问题,你只回答“是”与“不是”,那他一定知道你想的这位名人是谁,而且一般问56个问题他就已经猜中。你难以想象,你面前的这位医生,知识是如此广博,逻辑是如此清楚,思维是如此敏锐,答案是如此准确。真的,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综合知识这样丰富的医生!

偶尔,周末之夜,邱先生一家人会请几家院邻,去文化宫电影院看一场最新电影。记得我奶奶、妈妈、姐姐和我就应邀去看过几次。一边欣赏着迷人的影片,一边品尝着邱家凭票购买来的糖果,这真是一辈子也难忘的情景。

前面说过,全西沟头巷的人都知道,66号有个川医的邱医生,因而,许多街坊邻里生疮害病,都先来院子里咨询咨询。对此,邱先生无论贫富贵贱,也无论认识不认识,总是尽其所能,仔细倾听,仔细问诊,有时甚至查体,实际上就是初诊,为他们提供有益的医学指引。记得附近省分行有个女干部,因其丈夫的牵连而被看管,其女儿的疾病一直得不到诊治,来院子里找到邱       先生。先生从不势利待人,多次不辞辛劳助其求医治病。多年以后,病人的父亲心存感激地致谢邱医生,先生才知道,病人的父亲竟是成都军区政委郭林祥将军。

    197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颅脑损伤

70年代初,邱先生随川医医疗队在荥经县巡迴医疗时,除了完成日常的医疗任务外,还利用点滴休息时间,写成一本《急腹症》的小册子。我曾听曹泽毅、雷清芳等老师不约而同地提到过,这本小册子,在基层医疗实践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而先生主编的大作《颅脑损伤》,则是我亲眼所见,在一间兼为卧室、客厅、书房、厨房的潮湿的平房中写成的。房间里没有写字台,也没有方桌,是在一张平常人家吃饭坐的方凳上写成!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本学术专著的科学价值。直到今天,你在网上一查,只要是有关神经外科的专著或论文,无不把邱著列为重要参考文献。邱先生自然是珍爱他的心血成果的,连我这个医学外行,他也津津乐道地向我介绍。至今我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书稿完成后,他想请人提写书名。大家知道,邱先生的钢笔字是写得很漂亮的,他的处方,就堪称一张硬笔书法杰作。但先生心中另有高手。他最欣赏的是《人民画报》写通栏标题那位行草书法家(忘了叫什么名字)。于是,去信索写书名。不久,手迹真的寄来,邱先生像孩子一样兴奋,展示给我看,我也为他高兴。现在想来,真当感谢那位书法家慷慨赐字,让我们的邱医生生前曾有那样兴奋的美好时光。自然,那时候的人际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1995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邱绪襄廖文满主编的《颅脑损伤》新编本。

先生的英语、德语水平,在整个医院出类拔萃,人所公认。而作为外科大夫,他对生命的极端诊视,有时也引来一些医护人员说他“胆小”的议论。但他的医术,他的学问,他的人品,他的价值,却不断地为大家所认识。80年代,华西医科大学最优秀的校长曹泽毅先生慧眼识珠,任命无党派学者邱绪襄先生出任学校医学教育研究所所长。邱先生以其雄才大略,不辱使命,在医学教育中首倡7年制,推行至全国,成为具有华西特色、具有医学特色、具有中国特色的珍贵范本。

晚年的邱绪襄先生,因气管和心肺疾病,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我去看望他时,他曾说过,过去他为病人作的那些复杂而艰难的开颅手术,“想起来都后怕”,如实表达了一个出色的职业外科医生,晚年时对人体奥秘的困惑之感,和对人类生命的敬畏之心。

先生在一个毫无防备的晚上,因脑溢血而急诊入院,他的最亲密的同学、同事和朋友——都是神经外科最著名的专家教授——为他作了开颅手术,这种手术,邱先生也曾为成百上千的患者作过而且挽救过无数生命。然而这一次,命运之神却没有眷顾这位救人性命的医生,邱先生再没能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看看这些永远深爱他的人们。

我手里有一套解放军出版社的《千家妙方》,上面赫然载入邱绪襄先生拟定的、成功治愈22例(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外伤性颅内血肿病人的“颅内消瘀汤”。也不知如今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年轻的医生们,是否读到过这位前辈唯一传世的验方。

无论如何,我相信华西人永远不会忘记,优秀的神经外科学家、杰出的医学教育家邱绪襄先生。

20097月于成都华西坝宁村

2013521收稿

配图:戚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