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川大
【访问量:557030】

眼科医生罗成仁与《眼底病》杂志

戚亚男  罗俊荷

 

播种藴育

 

   罗成仁1923年出生于成都,他的父亲罗赓飏早年从重庆到成都经商,在成都安家。母亲崔茂实是旧制中学毕业的,还懂点英文。罗成仁外婆家在陕西街开了一个洗浆房,那条街上有教会办的存仁医院、华美女中和启化小学。由于经营洗浆房,自然也就与教会医院和学校多多少少都有点关系,但外婆家人都不信仰基督教。罗成仁小时候,看到陕西街存仁医院里宏大的建筑和钟楼,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其大楼上“存仁医院”四个大字给他很深刻印象,让他一直都不能忘怀。有一次他扁桃发炎住进了存仁医院,在医院里做了手术,此后,他对医院里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戴护士帽的护士小姐有了亲切感。

  罗成仁父亲是一个开明的商人,他时常读报,常在家里给孩子们讲:当医生不会失业,又没有风险,收入又高,社会地位也高,并强调“俗话说医不扣门”。意思是医生都不会求人,都是人家来求医生。罗成仁的姨妈崔秀兰1937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系,姨妈很喜欢罗成仁,她读书期间时常带他到华西坝去玩。华西坝给罗成仁印象最深的是华西坝钟楼前的小溪两旁的松树生长得很慢,被人修剪成球形。他与华西的结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2011年笔者和88岁高龄的罗成仁交谈时,他还深情的说:“你看它长得还是不很大,可我都80多岁了!”

罗成仁与姨妈在华西坝钟楼前的松树旁合影

 

  罗成仁小时在成都北打金街的奉思小学就读书,初中就读于梨花街华阳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他考入了华西协合高级中学,读了一学期,但因很不适应该校的学习氛围,觉得在那里的学习很松散,他离开了协中。1940年,他考入了成属联立中学(现石室中学),当时学校因躲避日本人的轰炸疏散到新繁文昌宫,学生都住校。新繁临时学校距离成都近20公里的路程一般老师和同学来去都坐黄包车。那时他的家境不是很差,坐黄包车是有经济条件的。可是寒暑假来去学校他就只雇一辆鸡公车推行李,他自己跟着鸡公车走,推车的都是成年人,而且又是专门从事运输行业的,走起路来都很快,罗成仁时常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车。学期中途回家、返校时,他每次都坚持走着来去,每次都要走3个小时。而他每次走路时,看见前面有人走路的人,他一定要加快脚步超过,超过了一个人后,又看见一个人,他又加紧超过那人,在去学校的路上他始终保持着一股向前冲的状态,不断的超过走在前面的路人。就这样他走了三年,他的这种行为练就了他勇往直前的性格,后来他在事业上的执着追求也得益于这段历练。

  1943年,罗成仁高中毕业后,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不少医学院校内迁到四川。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对华西坝及西医医院有特别情愫的罗成仁,考入了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学习。当年与他一起进入医科的新生有一百多人,到了第二学年,按学习成绩逐年淘汰,全班同学在第四学年后才基本稳定在约30人左右。他回忆1947年的四年级,学习了医学临床前期的解剖、病理、药理等课程后,他曾经在暑假期间主动应征华西协合大学外籍教师在彭县白鹿顶避暑山庄附设临时诊所的志愿医生,为当地老百姓做简易的免费医疗服务。他们每天在一间简陋的小屋为附近的村民看病,摆龙门阵,聊家常事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犹感亲切。他对于为病痛和贫困双重折磨的农村中严重的医药匮乏和迫切需求,有了更切身的体验,也更深入地认识到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和义务。

  此外,罗成仁还记得,1948年全国各地反内战、反饥饿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医科学生因有较重课业学习,一般很少参与时事政治活动。这次医科同班同学多数激于义愤,时任班长的罗成仁便与全班同学一起商议,不顾学校禁令自动罢课两天未去教室上课,以示抗议。学院有关领导还对他进行过谈话批评,当然随后也还是不了了之。

  19507月,罗成仁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科7年制,并且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该校授予华西协合大学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届毕业学生。

 

耕耘蛰伏

 

  罗成仁毕业前的临床实习正好在存仁眼耳鼻喉医院进行了一个多月,这所医院对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外婆家就在同一条街上,他对医院周围的环境很熟悉,看到医院里的钟楼他就很有归宿感。罗成仁在进入华大学医时对存仁眼耳鼻喉医院的历史有了很深的了解,该医院是在1892年由传教士建立的,最初叫陕西街诊所,后该为存仁医院。

建于1892年的陕西街存仁医院

 

  1928年华大鉴于当时前来看病的患者有一半都是眼耳鼻喉科的患者,就把存仁医院改为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并且还招收医科毕业生继续专攻眼耳鼻喉科两年。因而成都存仁眼耳鼻喉咽医院在当时国内还是唯一一所五官科专科医院,为全国培养了不少的眼耳鼻喉科医生。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陈耀真到该院任眼科主任,国内一批资深眼科教授在该院任职,如毛文书、沈祖寔、李凤鸣、胡铮和方谦逊等。存仁医院眼科有这样一支国内业界精英团队,是每一位想从事眼科学的医生向往的去处。

  19506月,罗成仁毕业了,他如愿的留校任眼科住院医师。然而令罗成仁料想不到的是,刚解放时,存仁医院眼科的医生只有沈祖寔和方谦逊两位老师,加上和他同期毕业留在眼科的徐志章一共4个人。其他资深的眼科教授都相继离开了。陈耀真和毛文书到广州的岭南大学医学院,李凤鸣到北京,而胡铮因收治抗美援朝伤员的需要,被调到北京协和医院。还有一位外籍教师韩培林(Cunningham,G,R),在1951年也离开了中国回加拿大了。

  新中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对于国内为数不多的西医医生中,眼科和耳鼻喉科医生就更为稀少。为此华西医大从1951年到1956年招收了三届五官科专修学习班,该班学制两年,学生在校内学一些化学、解剖和生物等基础课,大量的时间在存仁医院临床学习专业课程。对于眼科20多位学生的临床学习就由眼科的两位教授加上刚刚参加工作的罗成仁和徐志章4人承担,4位老师不仅要教学员,而且要看门诊、查病房、做手术,并且沈祖寔教授还担任存仁医院院长,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当时国内没有专科教材,他们就到图书馆查资料,翻译国外的资料。他们白天诊治病人、带学生,晚上加班加点编写教材、刻钢板、油印教材。罗成仁告诉笔者他当时参加工作不到一年,有一点点经验,教学相长,一边学,一边教,从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这三届毕业生分配到全国各地,给我国眼科、耳鼻喉科输入了新鲜血液,短期内解决了国家缺乏医务人员的困难。

  1953年,罗成仁被选为成都市科学技术界青年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的接见。罗成仁还记得毛主席给他们讲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好”是青年人奋斗的方向。从北京回来后不久,罗成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华西医大更名为“四川医学院”,由一所综合性大学转变成了一所医学院校。随后学院进行了调整,全校设有医疗、卫生、口腔和药学4个系,共27个教研室,眼科学、耳鼻喉科学教研室归医疗系。1955年,学院修建了新的附属医院门诊大楼,把位于市中心陕西街的存仁眼耳鼻喉医院搬回来融入综合性医院里。存仁医院物业卖给了省教委,中国第一所五官专科医院就这样悄声悄息的消失了。存仁医院眼科和耳鼻喉科合并到综合性的医院,就属于比较小的学科了,它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此时国内其他地方却在新建五官科医院,1952年上海建立了一家眼耳鼻喉医院。1965年,陈耀真和毛文书在广东建立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该医院被称为中国高校第一家眼科医院。

1951年存仁医院眼科医生合影

 

  罗成仁从陕西街来到华西坝,在沈祖寔和方谦逊两位主任主持的华西眼科从事临床及教学工作。上世纪50年代教材都用苏联的,但并不适用。罗成仁与眼科教研室的同仁在主任的带领下编写适合国内使用的《眼科学》专业教材。有了在存仁医院编讲义的基础,罗成仁在这次编写教材中发挥的很好。但在那段特殊的年代里,国家正遭受着一场灾难,罗成仁也只有潜心下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随时间推进,华西眼科教研室医生和员工渐渐有了增加,眼科主任沈祖寔在上世纪60年代被学校任命为学校的教务长,70年代后期方谦逊主任又被任命为附属医院的科研副院长。罗成仁先后相继接替了华西眼科的副主任、主任的任务。他一直秉承眼科前辈历史悠久的优良技术和优秀学术文化传统,在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要求全科医、教、护、技术员都要注意积累和总结工作经验教训,力求精益求精。鼓励科室里的医生写专业文章,极力主张不要只看病了事,没有条件搞实验研究,也可以做临床研究工作,他常对科里医生们说你们看了那么多病人,到病案室里查查积累下来的病历,就可以做相关的研究工作,写出文章来。罗成仁反复强调:一个临床医生如果光看门诊,不做研究工作,不总结经验写文章,不但个人医疗水平不会提高,还会影响到医生个人的评级提升前途。在他的影响下,科室同事都注重临床研究,使全科的学术水平有了很好的发展。

  但光叫医生们写文章,没有地方发表也不行,那时医学期刊杂志较少,要发表文章也困难。上世纪70年恰逢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他和华西眼科的医生有了施展才华的地方。当时四川医学院科技情报科有一笔经费,用于收集院内各科撰写的医药学专业文章,每年出版几期内部《医药科技资料》刊物,并赠送给国内相关的学校、医院、图书馆等科研机构。罗成仁与编辑组联系,每年眼科提供20多篇文章,出一期眼科专集。从1979年到1984年一连出了4本,向全国眼科学界展示交流,不少内容新颖,体现国内和国外高端水平的文章,也是国际同期眼科临床结合基础研究的新课题。这在我国眼科学界同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和较好的影响。

  这4期,每期都有一二十篇文章,近十万字内容的眼科专业文章,让华西眼科在全国同行中显露出学术水平。而且也锻炼了罗成仁编辑的能力,为日后创办《眼底病》杂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段时间,除了科室的医疗工作,罗成仁全身心的投入到刊物的出版中。他亲自收集科室里医生写的文章,自己一人既当编辑又审稿,还要亲自校对,甚至跑印刷厂联系印刷。

 

破土成长

 

  1979年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来了。上世纪80年代初,罗成仁开始招收研究生,但他很清楚在眼科没有实验室,连显微镜都没有,要开展研究工作是很难的。而就在这时,学校号召全校教师申请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基金的课题,罗成仁看到了这是一个机会,如果申请到了课题这研究生就好培养了。那怎样才能申请得到呢?罗成仁以40余年涉身医学领域和从医执教的熏陶,决心面对新时期医学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的要求和挑战。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以“视网膜母细胞瘤的遗传研究”作为基金申请项目,要求科研资助。他在竞标申请书中告知项目的评审者,这是人类从胚胎时期就可在眼球内发生、也是婴幼儿出现的眼内恶性肿瘤中为数最多的一种肿瘤。所以,对它的研究,尤其是在发病因素方面,有利于避免或排除其它恶性肿瘤研究中因年龄产生的太多环境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而且,这也是临床医学与基础实验研究紧密结合、有关人类医学领域中的重要科研课题。这个科研项目得到了本校肿瘤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丘建春的支持,并愿意在课题基础实验研究工作方面给以合作。那年全校申报了20多个项目,最后只批准了4个,罗成仁的课题就是其中之一。

  罗成仁在常年累月的医疗职业生涯中,接诊了不少因严重眼病受苦受难甚至失明的患者。他感到恶性肿瘤固然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另外的常见多发的“代谢”类疾病如糖尿病,以及一些至今原因不明的“变性”类疾病大多病期拖延,或不易根治,或治疗无效。这些疾病累及眼睛时,常深在眼内,位置隐蔽,检查和治疗有较大难度。眼科业者通常称这些眼内的病变为“眼底病”。罗成仁对这些医学中既普遍又重要和艰难的课题不甘仅止于望洋兴叹,而鼓起勇气涉足探讨。便又在结合眼科研究生培养中,乘上世纪80年代早期正式成

1995年罗成仁指导博士后研究生杨桦

 

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办科研课题项目招标的东风,陆续投标申请“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代谢机理的研究”和“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基因定位”课题项目的研究基金。罗成仁从1983年在我国设立科研基金投标制度开始至1998年的15年中,在眼科陆续申请并获准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教委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等国家级科研基金共11次。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一些填补我国眼科研究空缺和当时属于国际先进水准的科研成果,先后得到国家级、卫生部和四川省科技进步奖共8次,在学校的临床学科中位列前茅,华西眼科在我国眼科学界自然也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和影响。

  在谈到眼科的科研工作时,罗成仁还深感欣慰地告诉笔者,从20多年前最初开始进行临床与基础结合的科学研究,尤其是有关视网膜母细胞瘤研究课题对历届研究生的培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他的一位品学兼优、名叫陈大年的研究生,从攻读眼科硕士到博士学位期间对这个课题进行临床结合基础实验的悉心刻苦的学习钻研,取得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以优良成绩毕业。随后,他凭其深厚学术功底和优秀科研素质,应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眼和视觉学科从事科学研究。他利用国外医学科学专门科研机构更为先进的研究设施条件和资源,在对视网膜母细胞瘤不断深入的研究中又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果。20046月,美国世界顶级医学学术期刊《癌细胞》(Cancer Cell)5卷第6期上发表了以陈大年为研究主持人和第一作者撰写的关于视网膜母细胞瘤恶性肿瘤细胞的起源和发生机制等主要内容的学术论文。这些极具创见和里程碑意义的发现,对于人类恶性肿瘤的发生、治疗和预防等后续研究都有很大帮助和贡献。这一论文刊载于该刊学术论文栏目中的头版头条,且刊物封面还以全幅版面刊登了与论文内容相关、极富医学科研氛围的靓丽夺目的画面,充分显示对论文研究成果重要意义的高度认同和赞许。此外,在国际上包括路透社在内的一些主流新闻媒体也做了较广泛报道。200912月,美国世界级科学期刊《自然》(Nature)杂志又发表了陈大年撰写的关于视网膜母细胞瘤在内的恶性肿瘤治疗的E-2F因子研究论文。从这些医学研究的历程和效果,己折射出华西眼科长期以来在研究生培养和医学科研工作中对科学研究方向的远见,和研究目的、内容的正确认知和理念。

 

开花结果

 

  19835月经国内眼科同行提议、支持,与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认可,在成都邀请国内一些对眼底疾病学有专长的眼科医务工作者成立了中华眼科学会的“眼底病研究协作组”(后更名为“眼底病学组”),罗成仁被推举为组长。学组建立后积极为促进眼科专业学术活动与交流进行策划,决定1984年夏季在哈尔滨举办第一届全国眼底病学术讨论会,并向各地眼.科工作者寄发会议征文通知。当时任眼科主任的罗成仁己在各地多次参加过不同规模的学术会议,让他感到有些会议存在会风和学风缺憾的不尽人意的问.题。为了保证会议质量,取得实效,当年329日他亲自去上海和事先邀约的上海、合肥、石家庄与哈尔滨等地5位同仁,开了一次预备会议,集思广益地讨论和确定学术会议的主旨、精神、主要内容与研讨方式等主要问题,为开好会议作充分准备。1984622我国第一次全国眼底病学术会议开幕,罗成仁在开幕致辞中要求所有与会同仁遵循会议纪律,要解放思想,开展自由争论,在探讨问题中取长补短,互学互动。并告知全体代表会议的进行.程序和安排:按照参会者会前投送论文的不同性质和内容,事先已经分门别类精心安.排组合为专题系列,不再采用每日全天冗长时间宣读论文和千篇一律展示成绩的主流方式,而是将每天上、下午分为两个时段,在每一紧凑的单元时段内都按不同专题,边交流论文的主要内容边进行即时的提问和讨论。通过及时的思想交锋、短兵相接,生动活泼的学术交流和互相启发、共同提高,印象十分深刻。经过会议期中这样反复多次的研讨实践,与会代表始终精神振奋、情绪饱满、有条不紊,对会议的成功效果普遍的深表认同并反映获益不少,不虚此行。此后多年眼底病学组在例行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学术交流会中都坚持这些传统,为眼科工作者提供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和论坛,为眼科学和眼底病专题研究工作者的临床和研究工作推动与发展服务,受到各地眼科同行交口赞誉。

  除此之外,在这次学术会议中有代表认为眼底病中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人类糖尿病患者的一种眼内的重要并发症,也是眼科工作者一个重要的诊治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近代和现代的世界医学界中,对眼内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检查诊断所发现的各种症状表现与诊断分期等都有基本的共识,但长期以来在一般的记录和表述当中,在众多的医学文献甚至教科书中都不尽一致而莫衷一是。我国人口众多,发病频率很高,针对这一重要眼病的普查、诊断、治疗实际工作中的需要,提供适合国情的、既科学精准又便于实施操作和较易掌握的统一诊断标准很有必要。因此,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参会成员根据他们自己此前对这一眼底病的研究和成果共同研讨,在会议期间拟订出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期诊断标准》草案,提请会议审议认定。并且这一诊断标准随后不久又由眼底病学组提交198412月在南宁市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眼科学术会议审议认可后,正式在全国眼科统一实行。直到20年后的2004年,在我国的全国高等学校统编的医学类教科书《眼科学》中,仍然还不失公允地认为并写道:“1984年,我国眼底学组提出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类法,对其防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首届眼底病学组会成功的召开,参会的人员都感到收获很大,只是他们觉得学组还是需要有一本刊物,便于学术交流。大家都觉得前几年华西眼科搞的那几期《医药科技资料》内部刊物就很好,提议还是让罗成仁来承头办眼底病刊物。罗成仁告诉笔者当时他所担任华西眼科主任的任期很快要到了,到时他手里既无权有无钱,而且还无可安排的人员。如何办杂志?但面对大家的期望,他还是要闯一下,这有点象他小时候在上学路上赶超路人的精神。罗成仁有多年写教材、编内部刊物的经验,他自认为自己是有能力办刊物的,只是没有经费,向那里要经费?只有向学校要。他想以现在的发展形式,很快各院校间学术竞争会加强,办一个杂志对学校、对医院都是有好处的。为此他找到学校和医院领导说明情况,学校和医院同意分别出1 万元办眼底病杂志。经费问题解决了,罗成仁立刻开始组建杂志社,聘请国内眼科学界的专家当顾问、副总编辑及编辑委员,他自己出任总编辑。创刊具体工作开始也得到当时眼科副主任严密医师的支持和协助,并向全国各地眼科邮发《眼底病》杂志即将创刊的征稿通知和简明扼要的稿约内容。不久即陆续收到包括京、津、沪、粤、河北、安徽、西安、东北、西南等地医学院校眼科的热情反应并投送文稿,专家们对杂志学术水平把关,负责杂志社运行几乎就只有他一人,杂志社的日常事务性的工作都是由罗成仁自己亲自去做,实在忙不过来就请科室里的医务人员帮忙。那时已是1985年的下半年了,罗成仁赶紧组织创刊号的文章,请编委审稿,设计杂志封面,联系印刷厂。当年9月份5千本创刊号终于印出来,他动用科室里的进修医生,年青医生、护士、工人,把杂志拉回科室办公室。他们买面粉自做浆糊,用旧报纸做邮封包裹杂志,写上地址,用三轮车拉到邮局寄发,全部免费赠送给全国的医疗单位。由于该杂志注重学术质量,并刊有彩色眼底病图像(当时国内医学期刊几乎没有彩色照片),因而受到眼科专业工作者的推崇和好评,第二年就有三四千册的订购。

1994年眼底病杂志社成员与来蓉商议眼底病会议筹备工作的深圳眼科医院古洵清教授合影。

 

  《眼底病》杂志创刊时,罗成仁正好62岁,他已经从眼科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了,除了上门诊、带研究生,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办杂志上。杂志越办越受到读者的好评,但他为了让杂志更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平台,1993年经过他的努力他把《眼底病》杂志改成了《中华眼底病杂志》,使杂志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学术层次。

  19936月在杂志更名首期罗成仁代表编委会写的:《眼底病》杂志更名为《中华眼底病杂志》致读者中简明扼要地总结《眼底病》的历程后,语重心长的写道:“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医学系列杂志传播和交流医学信息,推进我国医学事业发展的优良传统,继续报道和推广眼底病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临床医疗实践经验和技术,在读者、作者和编者的共同努力中,将杂志办成在学术领域中具有指导作用,在医疗技术有实用价值,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可读性好和生命力强的高水平眼科学术期刊。”

 

  一年之后,19946月中华医学会在北京举办包括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中11个国家和地区的编辑家参加的“国际生物医学期刊会议”,围绕“生物医学期刊的质量控制和前景”的主题进行研讨。罗成仁响应中华医学会的会议征文,以中华眼底病杂志总编辑名义应征撰写了题目为《临床医学期刊的任务和质量控制刍议》的参会论文,被选在会议交流,论文的中、英两种文字的文稿均刊载于中华医学会为会议出版的《国际生物医学会议论文汇编》的单行本中,并获中华医学会为会议交流论文颁发的英文荣誉证书。

  1998年,干了13年的眼底病杂志总编辑的罗成仁退下来了,让位于年轻的有学术水平的专家来干。

  鉴于罗成仁在长期从事医学教育,眼科专业医疗、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工作中勤恳执着实践进取的精神和贡献,1996年在美国的中美眼科学会由中华眼科学会的推荐,授予他“金钥匙奖”的荣誉。20086月中华医学会给他颁发了首设的“眼科学分会专家委员”的荣誉称号和特颁证书。

  笔者对罗成仁访谈之后,征询有何意见感想,他坦诚地说:光阴荏苒,往事如烟,一个医学院校的医务工作者和教师,在有生之年的本职工作中尽职尽责,理所当然,不足为奇。若非有意访谈,早已印记模糊,现经旧话重提,稍加回忆梳理,亦觉小菜一碟、略有回味而己。长江后浪推前浪,愿与当前青年才俊同道共勉。

 

20111115初稿于华西坝广益

201476定稿于华西坝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