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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过者化——忆我的老师

缪品辉(华西药学86级) 

  华西坝上的化学楼(又称苏道璞纪念堂)的大门里悬着一块匾,上书四个大字“所过者化”,出自《孟子.尽心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就是说圣人所经的地方,民众都受到教化,民众內心所保有的信仰和理想永远受圣人影响。这四个字挂在化学楼,其“化”字一语双关,一古一今,一中一西,真是绝妙。我从这块匾下走过无数次,到化学楼里去上课,那5年的确对我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直接导致这种影响的就是那些老师。有些老师给人的印象很深,乃至于今天仍然能回忆起他们的一言一行。

化学楼里的“所过者化”匾额  摄影 刘苇

 

记忆最深刻的美女老师

 

  排名第一的美女老师毫无疑问是周玲,我们英语三班的听力老师。周老师长得有点象日本影星山口百惠,另外有同学说她象李玲玉,美丽的眼神很清澈,专注,偶尔会有一丝忧郁闪过。周老师喜欢穿格子图案的衣服,留一头斜披的短发,每说几句话会很优雅地晃一下头整理遮住眼睛的头发。她是四川大学外语系毕业的,讲一口很好听的重庆话和美东口音的英语。她上课的时候会给我们听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有时候会聊最新上映的美国电影《第一滴血》,甚至有时开场白是一个迷语:What word is starting with T, ending with T, and with T in it? 你还记得答案吗?周老师每次来上课总是提一个和其身材相比硕大无比的录音机,她的知识很丰富,当Step by Step里讲到黎巴嫩的时候,会和我们讨论一下中东局势;当讲到机场英语的时候,会和我们谈谈怎么乘飞机;《新概念英语》里讲到吃饭的时候,会和我们讲锦江宾馆楼顶咖啡厅里5块钱一杯的饮料(那时候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包括零用钱,是25块)。她说:西餐看起来好看,听起来好听,吃起来难吃得很。我初到加拿大的时候对于西餐和周老师深有同感,后来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出差,渐渐发现西餐其实也有很好吃的。周老师说的“西餐”二字太过笼统,如果是指北美欧洲的食物,其中比较合我口味的有西班牙菜的海鲜,美式和德式的烤肉。有一次在柏林,我经当地人指点找到一家号称传统柏林菜的餐厅,点了一个烤牛肝,佐以柏林当地的啤酒Berliner Pilsner,好吃得惊天动地。

  周老师还有句名言:喜新厌旧,人之本性。也许这正是她自己的人生哲学,教完我们不久就辞职了,听张如鸿讲她去了汕头或者深圳。不知道周老师这些年还好吗,是不是最终安定下来,生活不再那么奔波了。

周玲老师  手绘  纳彬彬

 

  另一位美女老师是教我们英语三班所谓精读大学英语的王恩秀,教我们的时候刚从四川大学外语系毕业,个子不高,长发,性格很快乐,声音和外貌都极温柔,肤色就像六水氯化钴晶体一样白里透红,正如传说中的那样吹弹可破。和周老师的朴素相比,王老师显得很时髦。我极少见到她穿相同的衣服,而且有的衣服上筋筋吊吊有很多装饰品,用刘勇的话来说是某种“民族服装”。王老师特别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发言参与讨论,当然必须讲英语,她说:年轻人就应该象火一样。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带我们去图书馆门前的草坪上去上课,她教我们唱的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成为我至今会唱的少有几首英文歌之一。学校每年12月初总有大型演出纪念1935年的那次学生运动,老师参加了1986年的那场演出,她那天唱的歌至今还常常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不反对你哭泣

为你曾经失去的

但我却毫不迟疑

我不想去浪费生命

就让我豁然的心

像个纯真的孩子

爱我生活里值得去收集的回忆

  在我看来,王老师比苏芮唱得深情动听多了。当时学校电视台的摄像师也被深深打动,扛着摄像机在舞台上离她一米远的地方,双膝跪地拍她的特写。隔天早上,王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们全班集体鼓掌表达敬意,王老师嫣然一笑:“你们笑我啥子?笑我唱歌吗?”。

  王老师有时候会叫学生去黑板上完成她临时布置的练习并立刻加以讲评,偶尔会抽到我,我修炼过多年中学课本上称为圆体行书的英文书法,曾得到过无数赞叹,第一次抽到我的时候我很兴奋,终于可以在美女老师面前表现一下,龙飞凤舞写完,等着王老师表扬。结果我万分吃惊地发现她居然不认识圆体行书,比如我写I went to library. 老师会皱着眉头念:“呃……什么,什么文吐来布而瑞”。从此我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在王老师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改写现代的斜体至今。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王老师说:“当这个社会对我不负责任的时候,我难道对这个社会还应该负什么责任吗?”,王老师性格开朗快乐,这么沉重的话题于她是很罕见的。其实现在看来她当时不过是一个刚踏入社会的小女生,当发现这个社会和她梦想的有巨大差别的时候,难免有深深的失望。仅仅5年之后,我就经历了和她当时一模一样的感觉。

  上王老师的课大多数时候是很轻松的,连作业有时候都很有趣,课本提到Cricket的时候,她会要求男生去查一下这个运动是什么,并回来告诉大家。有一次她和我们谈起她和她自己的一个大学男同学的重逢,那同学毕业后自愿去了西藏工作,她说他被晒得很黑,给她看荒原上的照片,还给她描述照片里无法囊括的360度美景,蓝天、白云、雪山、骏马,如何让她心驰神往。我相信王老师喜欢这种内心和外表都充满激情与狂野的男人,而我们这帮“医学院的学生”常常让她很失望,课堂上表现很沉闷害羞,求知欲没有象她希望的如烈火一样,最终也没有人告诉她Cricket怎么个玩法,在学期末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已经向领导要求下学期不再上我们课了,弃我们而去。

  我知道方雷和张如鸿后来还和她有联系,很多年后我和方雷在漫天大雪的多伦多某地下室里喝啤酒的时候,方雷告诉我他曾应邀去过王老师的宿舍,那天王老师穿很少的衣服,很香艳迷人的样子。师生二人对当前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探讨之后,方雷还和王老师一起翻看王老师的照片簿,听王老师讲以前的故事,其中有些照片里王老师穿更少的衣服,极尽性感妩媚,“那之前我哪见过这些啊”,方雷仍然心有余悸地说,“捧着照片簿心跳呼吸都不正常了”。方雷一定没有注意到,当时我都羡慕得眼里要冒出火星了。其实想来当时持有和王老师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我至少直接或听他人转述听到过王庆莉、余岚和曹健说过医学院的男生特别沉闷无聊,其表情通常是:“医学院的男生”,停顿两秒,皱下眉头撇一下嘴,“没劲”。生活真是宿命,这几个女生居然最终都嫁了“医学院的男生”。曾有段时间我百思不解,后来慢慢明白,当你鄙视西餐多年,某日饿极突然闻到烤牛排香,发现牛排并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难吃,一扫而光之后,就此爱上西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隔阂通常来自于了解不够深。

王恩秀老师  手绘  纳彬彬

 

  有如此两位美女老师,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一年级上英语课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正因为只顾享受了,我的英语成绩反而不好,四级72分,六级连考两次,最好的一次48分,就此作罢。

 

  排名第三的美女老师是刘晓兰,她带三班的解剖生理学实验。刘老师脸上总是充满阳光灿烂的微笑,讲课的时候举手投足充满魅力。张庆、小皮、林卫以前经常逃课在宿舍睡懒觉,但刘老师的课从来不缺,每次都飞快跑去抢占第一排,翘首以待刘老师的出现,回来还会交流上课的感受。“刘老师今天的新发型不错”,“刘老师金黄色的衬衣的确别致”。大学5年,从未见过此三人再有如此学习动力。

肖丽英老师。肖丽英提供。

  肖丽英,上我们全年级的微生物学的老师。肖老师如小家碧玉般地清秀动人,她手脚麻利,忙起来的时候动作很快,我曾不只一次见过她在三教学楼的楼道里飞跑。肖老师只比我们长45岁而已,不知为什么,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她讲到她的一些大学女同学现在都在忙着生孩子。我当时很吃惊,这么青春逼人的老师将来也会成为大妈吗?不会吧?

 

  雷蕾,另一位教微生物学的老师。雷老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美女,瓜子脸,大眼睛,目光清新迷人,讲课时候的一举一动像芭蕾舞演员般地优雅柔美,但是雷老师却以冷艳著称,我上了她一年的课从未见她笑过,她也很少和学生交流,不过这一点丝毫不妨碍她和刘晓兰一样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粉丝俱乐部。杨永明就是雷老师的超级粉丝。杨永明上微生物学课的时候从来不做笔记,一学期下来课本还是崭新的,根本没翻过。他觉得上课做笔记很浪费时间,直接看雷老师讲课更加赏心悦目,学习效果也好。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杨永明的微生物学最终果然及格,多年来我一直很佩服。

 

方芳老师。图片来源:网络。
  方芳,带我们一班的生物化学实验,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韩国风格的美女。方老师教我们电泳的时候,加样时间要准确到秒,要像火箭发射一样倒计时。我和赵凯一组,至今我看到电视上火箭发射的场面耳边就会响起赵凯银铃般的“109876……”。方老师是我讲的这些美女老师里面唯一一位已为人母的,198961日儿童节,我们正在做实验,见到她女儿蹦蹦跳跳地来实验室找妈妈。方老师看到女儿跑进来的时候眼里闪出的光辉和观察电泳凝胶时的目光截然两样。后来方老师全家去了法国,从此再没到听到过她的消息。

 

  高庆一,带我们分析化学实验的老师。在实验室见到的高老师总是一身白大褂,神情严肃。有一天我、张弘、杨永明和赵劲松到化学楼实验室有点早,实验室尚未开门,于是就在那里等高老师。片刻高老师从所过者化的牌匾下走进来,一袭淡蓝色长裙,我们分列两行,夹道鼓掌欢迎高老师。高老师颇感意外地嫣然一笑,那一瞬间竟然显得前所未有地光彩照人。

 

  李峡,英语二班的精读老师,当过四川电视台英语节目主持人,我绝对肯定会有同学把她排在第一位,其名字对我简直如雷贯耳,传说李老师如何沉鱼落雁,倾国倾城,千古绝唱,但我从未上过她的课,也从未见过她,甚至照片也从未见过。

 

  另一位素未谋面,但如雷贯耳的美女老师是陆怡,药化77级,徐鸣夏实验室的助教。陆老师辞职离开华西比较早,很多同学没有见过她,但见过的都对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据说陆老师身材高挑,穿着时髦,喜欢跳舞,跳舞的时候穿一双高端时尚品牌的长筒靴,笑容极甜美迷人,很会外交。陆老师后来辞职卖药去了,她是成都市最早那一批医药代表,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位让人如沐春风的销售员的业绩,陆老师后来毫无悬念地成了成都最早那一批医药巨富。

 

  还有个美女是带我们计算机课上机的老师,见过多次但一直不知其名。“终端”一词是她最早给我解释明白的。这个老师把电脑不叫电脑,也不叫计算机,而叫做“机器”。比如她会说:“键入命令PRINT Y,回车,机器就会显示运行结果Y”。我当时觉得这种说法特别拽、特别酷,此后很多年我也把电脑叫做机器。1997年我有了第一台公司给我配的笔记本电脑,在和同事聊天的时候说:我的机器运行速度还可以,就是电池持续时间太短。在秘书小姐迷惑的目光中,我顿时觉得自己很前卫、很知识青年。

  有一次去上机的时候,尚未进门,看见这位老师在机房里很优美地平伸双手:“欢迎各位同学,今天所有机器都状态良好,请大家两人一组就坐。”。你能想象吗?在机房雪白的背景下,她一身火红的短裙,加上如时装名模一般英气逼人的神态。我当时呆呆站在机房外,惊为天人。

 

教过我的帅哥老师

 

  第一帅哥当然是张泽林。作为帅哥老师的专题生,卢波和刘燕燕可能最有发言权。张老师讲一口极其性感的普通话,身材瘦高,五官很精致,为人直率真诚,他像米开朗琪罗斧下的美男雕塑一样,帅得没有一点瑕疵。陈巧鸿曾经专门撰文回忆她有一次在近距离听到张老师哼着“啊,朋友再见0 3 6 71 7 61 7 6 3 3 3︱”的时候,被电得差点晕过去的经历。张老师口才很好,幽默风趣。他教过口腔系80级的生物化学。第一课自我介绍说:我叫张泽林,毛泽东的泽,林彪的林,惹全场大笑。口腔80级的一些师姐至今还记得张老师面如冠玉、目若朗星的帅哥本色,在这些师姐看来,张老师帅哥不朽,从未老去。张老师在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工作过两年,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经历。1986年,我们刚入学几周,当时的辅导员曾春晓邀请他给我们做过一次讲座。他那天穿一件淡绿色格子的休闲西服,显得很整洁干练,话题对我来说很新奇,他说美国最新发表的资料抵达华西需要半年,美国人的生活相对于中国人而言富裕得难以想象,他认为美国社会内部的竞争是越争越强,然后双手的食指并在一起,做了一个交替上升的动作,“而我们中国呢,是越争越弱”,动作变成了交替下降。当时觉得张老师说得真有水平,后来发现他的论点引自当时最流行的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张老师还提到美国的性解放和60年代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关,现在已渐渐趋于保守,“中国将来也很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如果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可以想法让这段时期过得更快一点”。张老师的演讲极有感染力,据说张老师后来下海做生意去了,相信他最终也成了一个有魅力的商人。

 

  另一个帅哥是曾春晓,药化81级,我们一年级时候的辅导员,南充人,羽毛球打得很专业,会拉小提琴,会作曲,1986年的校报上登过他作词作曲的《华西医科大学校歌》,被称为“川医第一小生”(83级师兄李建语)。他是我们刚进校认识的第一个老师,不止一个女生看见他都有惊艳的感觉,罗澜说曾老师很像琼瑶小说里的男主角,庆幸当初选学校选对了。据朱爱江回忆,在我们一年级的新年晚会上,曾老师一身藏青色西服,身边带着他女朋友走进来,整个大厅就刷地亮了,随后曾老师在台上弹电子琴,他长发披肩的女朋友在台下翩然起舞,这对金童玉女轻舞飞扬的一幕在新生朱爱江同学脑海里从未淡去。传说西晋帅哥潘安每次出门的时候,总有很多妙龄少女追着他,往他车里献花,扔水果。潘安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满载而归,此谓“掷果盈车”。这正是曾老师的真实写照,那个年代,往曾老师车里扔西瓜苹果的女生数不胜数,大学路的水果摊老板告诉我,每天都有大批女生去那里买广柑桔子葡萄菠萝,女生们见面都互相问候:你今天扔了没有?曾老师对刺激小天竺地区经济增长都有相当不俗的贡献。

  曾老师工作认真负责,满腔热情,很关心学生。我一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差,是差到考试总得340分那种,1987年暑假回家,在家里居然收到他写给我的亲笔信,鼓励我不要气馁,不喜欢药学专业是因为不了解,当了解之后会很喜欢也会很成功的。其实曾老师误会我了,我一直很喜欢化学,上药学院是我高考的志愿之一。当时成绩差原因有三,第一,理解力差,大学课程相对中学课程信息量大了数倍,我的智力水准实在无法理解抽象的微积分是想表达个什么,是为解决什么问题而设。第二,贪玩,没有父母管着真是自由,看什么都新鲜好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不够。第三,考试不认真,以为和中学一样,平时考试拿零分都无所谓,只要高考上线就行了,在非期末考试的时候看到有些解题过程很繁琐的题,干脆怕麻烦跳过不做,交完白卷跑出去玩了。

  从二年级开始知道大学考试的残酷了,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也多了很多,才能勉强及格,最终幸运地混得一纸文凭。我知道我们毕业的时候每个班都有一个5年成绩总排行榜,左中、徐萍和楼荣良都是各班的翘楚,我们一班30个人,我的成绩很可能是第30名,我一直没有勇气去找学习委员刘英证实这个推测,心存一丝侥幸:兴许排第29也说不定。我的这份成绩单在后来申请加拿大的研究生院的时候成了最大的障碍,最喜欢的那所学校几欲不收我,原因就是说我本科的成绩太差了,没见过有中国学生拿这么烂的成绩出来混的,万幸我在申请前曾经面见过我未来的导师,他觉得这个家伙表达能力还可以,看起来也对科研事业充满热忱,他就在系主任面前说了我不少好话,系主任再找研究生院的人说了些可能更好的话,结果我居然也能上研究生院了,并在那里认识我后来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成绩不好,讨老婆都悬。如果你再上一次大学,你会怎样度过才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我很赞同方雷的说法:会象左中一样,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学习上。

  曾老师只带了我们一年,第二年参加了去边远地区支教的讲师团离开成都,从此就很少再看见他。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同学和曾老师有联系,我问过几个81级的师兄师姐, 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一代帅哥,芳踪杳然。

  再一名帅哥是赵旭阳,厦门大学毕业,带我们有机化学实验的老师,如果说张泽林是偶像派,那赵老师当然就是实力派化学家,据称其学识渊博,讲课的时候很有吸引力,所以吸引了很多女生以好学为名前去围观赵老师。这让我想起西晋另一美男卫玠,长得极帅,有一次卫玠驾白羊车在洛阳的街上游玩(是的,你没有看错,帅哥从来都不是骑白马而至的,你已经被骗一世了),不料被无数美艳女子争相围观,“观者如堵墙”,使他一连几天无法好好休息,该帅哥终于在大病一场之后,气绝而亡,史称“看杀卫玠”。赵老师可没有那么窝囊,在众女生围观之下,赵老师仍然气定神闲,挥洒自如,所以更加显得风度翩翩。有人说数论是数学里的艺术,因为它纯美,因为它智慧,我觉得合成就是化学里的艺术,因为它需要无穷的想象力和狂放不羁的创造性,我想正是赵老师身上那种艺术家的气质吸引了无数女生趋之若鹜。

  我们年级最优秀的几个同学后来都在做合成,且卓有成就。傅骍上班的公司给每一位获得发明专利的员工发一枚一美元的硬币作为纪念,傅骍已经有四个这样的硬币给儿子当玩具;张建革至少有5个化合物专利,找她合作的制药公司络绎不绝;楼荣良有文章在著名的JACS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stry Society)发表过,他的一个抗生素专利正在进行二期临床试验,另外一个专利化合物(ALKS33Samidorphan)已经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唐元清也很猛,他参与的关于青蒿素结构修饰的一项成果2004年发表在Nature上,Nature News的记者还报道了采访唐元清,唐博士满怀信心地指出:“We hope RBx-11160 will prove useful for treating drug-resistant strains of malariainitial results are promising”;陈巧鸿毫不逊色,她主创的关于生物碱合成的专著The Alkaloids: Chemistry and Biology 6769卷已经由Elsevier出版社出版,昨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两本书居然各卖224美元一本,好书总是洛阳纸贵。2007年韩裔枪手赵承熙在陈巧鸿上班的隔壁大楼大开杀戒的时候,枪弹嗖嗖地在窗外飞过,同事们都劝她躲一躲,陈巧鸿却说:“不行,蒸馏还没有完成,现在走了影响收率”,多么有献身精神的化学家;低调的孙颖做的事情却一点也不低调,她和同事共同合成的化合物ABT450Paritaprevir)20141219日被美国FDA批准用于丙肝,孙颖已经成为名垂青史的化学家。有一个例外是左中,她没有做合成,过去十多年一直在做生物药剂和药代动力学研究,著说等身,各位同学有兴趣去搜她的论文看看,篇篇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和实干的精神。

  赵老师其实从未上过我们一班的课,和我唯一一次接触是他临时来我们实验课帮忙,手把手地教过我拉玻璃毛细管。煤气灯的温度很高,赵老师满头大汗、全神贯注的神情成为我脑海里他唯一的形象。赵老师现在住在美国新泽西州,虽然离我物理距离不远,但一直无缘再见。

蒋学华老师。图片来源:网络。

  蒋学华,药学77级,药物分析实验室的老师,做过二班的班主任,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显得特别睿智,果敢。我们5年级那年有很多同学做的课题和薄层层析有关(TLC),而蒋老师对薄层层析很有经验,再加上他是班主任,于是经常看到他和二班的同学在一起,特别是女生,反之亦真,二班的女生也很喜欢和蒋老师在一起。最近几天在看毕业20周年聚会的照片,赫然发现蒋老师再次坐在一群二班女生中间,再次被众星捧月。地球在转,世界在变,但蒋老师的粉丝没有变。

廖林川老师。图片来源:网络。

    廖林川,药学81级,曾春晓的同学,教我们毒物分析。这是一门选修课,所以知道他的同学并不多。廖老师比较瘦,戴近视眼镜,冬天常围一条深色的围巾,像热血的五四青年。廖老师上课的时候可能因为紧张,手上总有些动作,有一次一边讲华法林一边把手上的围巾象风车一样转,转的动作还比较大,像演杂技一般。毒物分析的实验部分在法医楼上课,那是我5年里唯一一门在法医楼上的课,印象最深的是法医楼里不仅有冷气,而且法医系当真有钱,打烂了烧杯居然不用赔。

  1996年有几天我和王庆莉刚好同时在成都,于是相约回校园去看看。我们骑着自行车,说话间和廖老师擦身而过,我叫了一声,“廖老师好”,结果骑出去好远回头一看廖老师居然还在原地看着我们,可能在想这两个家伙是谁呢。于是转身骑回去再次给廖老师请安,我告诉廖老师走遍天涯海角仍然记得他教我的古蔡氏法检砷。一向幽默搞笑的廖老师在那一刻竟然怔怔地好久没有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也许他觉得这是学生给他最好的褒奖。

徐正老师。图片来源:网络。

  徐正,药化77级,带我们全年级药物化学实验的老师。徐老师也是一个实力派化学家,他思维和行动都很敏捷,知识丰富,回答你的问题快且准确。几乎所有带实验的老师第一课都会讲和实验相关的安全知识,但只有徐老师是认真的,他是唯一一位教过我们怎么使用灭火器的老师,甚至还真的按动开关让那个二氧化碳灭火器工作了半秒钟。压缩的二氧化碳冲出灭火器的声音在小小的实验室里显得特别刺耳,你当时有没有被吓一跳?徐老师的第一课讲合成乙酰水杨酸,他说全世界学合成的学生第一课都是学合成乙酰水杨酸,这个说法过于武断了,已经被我证伪。不过这种简单结构的化合物的确适合培训初学者的化学思维和基本操作能力。

  当时做合成操作能力强的除了傅骍、楼荣良和唐元清等人之外,还有张庆。张庆具有一个出色化学家素质:喜欢化学(这点最重要)、善于思考、碰到问题会穷究解决方案并很享受这种过程。有一次做药物化学实验停电,连接抽滤瓶的真空泵不工作,张庆很快发现并没有停水,于是把抽滤瓶接在一个三叉的水管上,把水开到最大,靠水流产生的负压来形成抽滤,成功解决问题。

 

  郭亮,生理实验室的研究生,带我们一班的解剖生理学实验课的老师。生理实验室在五教学楼,有一次他给我们演示心脏灌流,弄了很久那灌流管始终没有插进青蛙的心脏,最后请他的老师谢杨高来做才成功了。也正因为如此,加上郭老师和我们年龄相仿,我们没有觉得他高高在上,所以很快混得比较熟,经过他的允许,我们可以在实验后把兔子带回来做火锅,有时候班上的晚会还会邀请他参加,做游戏的时候郭老师飞身顶气球的矫健身影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郑时龙浙江人,胥佩菱的研究生,当过我们的辅导员。郑老师心地善良,少言,有时候显得有点木讷。他向你问好有一种方式是用右手紧紧握住你的左臂,微笑着但什么也不说。和郭亮一样,郑老师有时候会应邀参加我们班的晚会,有一次他坐在我身边,拿着80年代很流行的那种歌本问我,小虎队是什么?达明一派呢?我猜他一定很奇怪怎么会有人姓小名虎队。我给他解释半天,看他仍然一脸疑惑,似懂非懂。郑老师现在也住在美国新泽西州,和我通过电话,但从未见过面。不知道现在再见,他会不会问我,芙蓉姐姐是什么,还有春春呢。

吴勇老师。图片来源:网络。

  吴勇,药化80级,内江人,带我们有机化学实验的老师。明显听得出他努力想说成都话,但仍然偶有川南口音,一个典型的标志是“压力”被他说成类似“牙力”,事实上在这里“压”的发音成都话和内江话是一样的。吴老师讲课从来面带微笑,充满自信,当时我们都知道有机化学的重要,但刚入门觉得其真是晦涩难懂,吴老师会加班给我们辅导,至今仍然记得他反复讲过的Wolff-Kishner-黄鸣龙反应。吴老师告诉大家如果要想将来在有机化学专业上有发展,仅靠本科阶段12年的培训远远不够,读研究生是必由之路。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本文提到的大多数老师都是华西医科大学本校毕业的,吴老师本人也是,但他对这种在全国高校里极其普遍的“近亲繁殖”现象深恶痛绝,鼓励我们如果上研究生首选外校的,博采众家之长对自己的发展才有好处。

  吴老师对各种化合物的气味很敏感,他相当不喜欢吡啶的气味,把它描述为“奇臭无比”。你如果在一楼弄洒几毫升吡啶,吴老师在三楼很快会闻到,并且会寻味而至,警告你不得再犯否则逐出师门。如果你有朋友的孩子现在想报考吴老师的研究生,记得提醒该生面试的时候一定要提到对吡啶的痛恨,特别是对2-甲基吡啶更要多加小心,使用前要先检查通风厨和防毒面具是否工作正常。这样吴老师会觉得你是自己人,成功机会大很多。

 

  赵小虎,我不肯定是否写对了他的名字,他教过我们政治经济学。赵老师讲纯正普通话,冬天喜欢穿一件类似电影里二战时期日军的那种绿色毛呢大衣(就像褚洪高那件),但比鬼子帅多了,瓜子脸,看起来像现在的影星黄晓明,眼神冷峻、坚毅、富有才智和思辨。他开的课既然叫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自然是主要话题,赵老师很推崇当时苏联的政治改革,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的策略很可能像当初的十月革命一样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赵老师没有料到的是仅仅几年之后苏联就不复存在了,但正如他所说,苏联的故事对中国有相当大的影响,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至今还是学生们,甚至政府官员们讨论的话题。赵老师把当时枯燥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讲得极其生动活泼,上课的时候鼓励我们提问,刘文曾经写纸条问他怎么看广东足球队和白云山制药厂之间的经济关系,他说这种关系是中国体育走向市场化职业化的标志,值得大加鼓励,并且他预测中国体育界类似的市场化现象会越来越多,请各位同学注意,这是在1987年,和这种老师把酒论古今一定是人生一大幸事。

 

徐德俊老师。徐德俊提供。

  徐德俊,医学77级,乐山人,带我们药理学实验的老师。徐老师对身边的很多人和事乃至整个社会现实充满了愤怒。徐老师有句名言:学生都是在乱整。他觉得学生做实验都毫无章法,只会给他添乱。有一次我在实验报告的讨论部分里,心血来潮地讲到一些富含胆碱受体阻断剂的植物提取液被古埃及妇女用作散瞳美容,徐老师用红笔圈起来,批曰:不必叙述历史。那个年代没有谷歌、百度,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查到的背景资料被徐老师否定了,弄得我郁闷了很久,从那以后写报告和论文再不敢讲废话。徐老师有时候是很宽容的,做完血压实验睁只眼闭只眼让我们把狗偷走了,哈哈,我、王大勇、刘勇、朱刚、林卫等七八个人带去大学路的饭馆煲了狗肉汤。有段时间看他经常戴个高科技耳机在听托福,后来听说他终于如愿去了美国。最近又得知徐老师已经在加拿大纽芬兰省当内科医生多年,他除了行医之外,还是一个著名的网络作家,他在华夏文库(hxwk.org)有自己的专栏:《清衣江文集》收集了上百篇他写的行医趣事、时政评论和历史小说。本人高度推荐徐老师写的《卢克特拉之战》和《大漠鑵鼓青衣江畔》。《卢克特拉之战》讲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征战,中间穿插了不少徐老师自己亲临古战场考察拍的照片。《大漠鑵鼓青衣江畔》讲南宋和蒙古大军在嘉定(今四川乐山)城下的生死之战,徐老师把古战场描写得纤毫毕现、壮阔血腥,你读完了记得回来告诉大家“狼牙拍”是个什么样的守城神器。在加拿大的小城平静简单有尊严的生活一直是徐老师向往的,希望他以后好运,能碰到不乱整的学生。

 

  黄兴悦,上过我们全年级的药事管理学的老师,上课的时候总是穿整洁的白衬衣和笔挺的黑色西裤,长得有点像台湾影星刘文正,帅得浑身冒青烟,被焦奇志称为大众情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从此每当再看到这个说法,哦,就是指黄老师那种。不知何故,虽然黄老师很帅,却很少听说有女生朝他扔蔬菜、瓜果一类的故事。

 

  李传84级辅导员,从未直接教过我们年级。李老师属于健美男一类,总是穿一身运动服。刚入学几天,有一次刘茂柏突发奇想把篮球放在宿舍门梁上做了个机关,想把下一个开门进来的倒霉蛋整个“挨球”,不料开门进来的是李老师,篮球正中脑袋,把新生刘茂柏同学吓个半死,连忙道歉,篮球没放稳自己掉下来了。李老师笑了笑,摸了下脑袋,说声没关系就转身走了。

 

  姚波,成都人,带我们药剂学实验的老师,皮肤有点黑,在四川人中不多见,初看上去不太像校园里常见的那种青年才俊,却有点象新南门一带的摇滚青年。姚老师不太喜欢我,有一次我做完实验想赶快跑出去玩,但电炉还是滚烫的,于是我就把一杯冷水倒在电炉上希望来个快速冷却,只听“嗞”的一声,我面前升起一大团白雾,正好被姚老师看见,他从白雾中像唱戏的唐僧一样冲过来,指出我的愚昧,后来还问刘茂柏,“你对面那个同学叫啥子名字?做实验太水了”。据说姚老师后来也去了美国,但我从未听在美国的校友们提起过他。虽然我的实验过程有点惊险,成果还是不错的,我做的橙皮酊可以香几个星期,冻疮膏也很受欢迎,后来还用来讨好女生,送给曹健了。

 

  孙晓平,药用植物实验室的研究生,讲普通话,高个,戴眼镜,知识很丰富,1988年夏天带我们组在巴郎山爬到海拔4000米高。他随身带着一个海拔高度计,每爬一段路就向我们报告高度,并一路给我们讲地理知识,现在我所知道的高山草甸、流石滩、阳坡长草阴坡长树这些知识全是来自于孙老师。晚上回到招待所孙老师和我们一起整理标本,这是另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至今记得他整理标本的时候教我们的樟科植物的主要特征是三根叶脉。孙老师桥牌打得也相当好,整理完标本和我搭档,对阵张弘刘茂柏,他胸有成竹地叫到且做成一个很有悬念的7方块,让我不禁肃然起敬。

 

  像孙晓平这种帅哥师兄不止一个,另外一个帅哥师兄是唐璘,胥佩菱的研究生,虽然从未带过我们的课,但他毕业之后多年校园里还流传着他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故事。唐师兄身材不高,戴浅色镜框的眼镜,讲很有磁性的普通话,说话的时候总是微笑着,极少用俚语,但却能准确表达意思。他待人接物总是礼貌稳重又不失亲和力,在那个流行颓废风格的时代显得清新脱俗。

  唐师兄在校友圈子里还以爽朗好客著称,你如果给他打电话介绍自己是华西校友,他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你到广州了?”,并且会说对你有印象,记得你。其实这时候他可能根本不认识你,但无论你是谁介绍去的,他都会尽量抽时间见见你,问你需要些什么帮助。在那个闯广东的年代,唐师兄接待接济的同学校友不计其数。1992年我在白云山制药厂的邓大为家里的一次聚会上认识唐师兄,后来还去过他的公司参观。那时候唐师兄的公司很小,会客室有个小展柜,里面陈列着他代理的一些仪器。唐师兄很自豪地给我介绍一款Mettler Toledo的分析天平,各种技术参数倒背如流。20多年弹指一挥间,唐师兄的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是中国进口分析仪器行业最大的供应商之一,但不变的是唐师兄仍然帅哥一枚,仍然爽朗好客慷慨仗义,你如果有兴趣现在给唐师兄打个电话:

  “唐璘吗?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药学86级的王二麻,最近单位很不景气,辞职出来看能不能找点事做,你还记得我吗?”

  “……你到广州了?”

  还有一个人缘好的师兄是张自然,陆彬的研究生,河北沧州人。沧州号称“武术之乡”,但张师兄常常很自谦地说他除了卖药之外什么功夫都不会。张师兄为人正直忠厚,勤奋,尊老爱幼(此处解为尊重老师爱护师弟师妹),他每次从老家休假回来途经广州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河北的红枣和小米。张师兄记忆力超群,他是罕有的几个人之一现在还能和我坐下来饮酒叙旧的,其他人早已老年痴呆,我讲的人和事已然全不记得。常用的几百个电话号码,张师兄根本不用查电话簿,拿起电话随手就拨,从不出错。张师兄并不算是一个十分风趣的人,但在同学校友圈中关于他的故事却全是喜剧。在华西读书的时候他的自行车是一辆22吋轮径的女式自行车,一个络腮胡子的沧州猛男踩着一辆娇小玲珑的自行车从你身旁飞驰而过,那不会是别人,只能是他。可能因为张师兄做实验太忙了,那辆自行车维护得不好,有一次在人民南路的学校大门口一个马失前蹄,前轮竟然飞脱了,张师兄摔倒在地。那个前轮在惯性作用下居然一路滚出去很远,张师兄于是纵身跳起,飞奔着去追那个比他跑得还快的前轮。这一幕正好被禇洪高看见,后来无论禇洪高用多么平实的语言描述这一幕,没有人能忍住不被笑翻。张师兄现在已是中国中药行业一言九鼎的江湖老大,最近还应邀作为杰出校友在四川大学2015届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让我免费告诉你一个他成功的秘密,张师兄一向交游广阔,他很细心地收集他上过的三所大学的同学校友通讯录,在丽珠时代,他的电话簿上就已经有4000人,现在早已是几万个电话邮箱QQ了,他的手机上光是制药业相关的群就有60多个,你如果也有心维护如此巨大的人脉网络,下一个成功的很可能就是你。

徐小平老师。图片来源:网络。

  徐小平,中测室的技师,王大勇的毕业论文导师。徐老师走偶像派路线,衣着外型用品都很考究。发型有时候是1厘米短的士兵头,有时候是摇滚明星般的长发。自行车不屑凤凰、永久,而是粗犷硬朗的山地车。经常穿一件时尚的短袖衫,显出健美的肌肉。那时候他管理的仪器可能是全药学院最昂贵的,价值65万美元的核磁共振,这台机器被郑虎自豪地说成是“成都市第二台”。徐老师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接触工业界的人,经常给王大勇讲岛津、WatersPerkin Elmer、惠普、通用等公司及其仪器的故事。我猜王大勇立志以后去工业界工作一定受了他不少影响。

  另外一个在中测室做毕业论文的同学是陈朝红,精通HPLC。我当时觉得这些会用高科技仪器的人都很了不起,有一次专门去陈朝红的实验室请教过她一些HPLC的技术细节。我当时隐隐嗅到HPLC可能将来对我有什么用,多年后我发现,加拿大制药业最容易找的工作就是质检,你会且只会HPLC就能找到一份质检员的工作,事实上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份专业工作就是审阅质检报告的审计员。HPLC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化学分析工具,并且我看不到有任何其它方法在未来30年内能取代它。我们年级在北美的同学中,方雷做过多年质检,对HPLC最熟悉,他从在中日友好医院工作开始就接触HPLC,在加拿大更直接操作HPLC多年,现在玩HPLC根本不用看技术手册,已经到了“身剑合一”的境界,机器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方雷曾经敏锐到发现《欧洲药典》(European Pharmacopoeia)上的一个技术错误,报告给其编委,下一版药典会根据方雷的报告做相应修改。

 

  吴聪,钟裕国的研究生,兼任我们辅导员,舞跳得很好,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班的晚会,赵凯伴唱《橄榄树》,吴老师独舞,很专业,很芭蕾。吴老师是个出色的舞者和化学家,但他很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特别是辅导员这种无比婆婆妈妈的教师。他觉得成天和一群幼稚的学生讨论一些幼稚的问题是天下最无聊的事,所以你如果有什么事去找吴老师请教的时候他经常会显得很不耐烦且从来不屑掩饰。吴老师也不会花时间去记住哪怕半数学生的名字,有时候他举起手指着你想对你说什么,口中同时“啊,啊”两声开场白,当他最终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称呼你的时候,他会放下手,放弃将要对你讲的那句话。一年后离任演说的时候,吴老师说他当辅导员最大的感受是“和同学们不熟”。多年后我才觉得这是一句很幽默的话,但当时气氛凝重,没有一个同学笑。听说吴老师硕士毕业后去了史克工作,终于脱离苦海,不用当教师了。

 

  李强,带三班的《生物化学》实验,英文不错,有一次有个鬼佬来访,给我们讲美国药典和其中的主要分析手段,李老师做现场口译,很有少壮派科学家的风范。

 

有趣的老师

 

  最有趣的是物理学老师沈明元,圆脸,长得很像说相声的马季,性格机智、幽默、风趣,上课时讲话滔滔不绝。我和张庆从高年级同学那里得知,沈老师的考前答疑一定要去,于是我们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去了。“我记得你,张庆,九中的嘛,有啥子问题?”我们把事先准备的台词讲完,沈老师解答了,然后张庆说:“沈老师,还是有点不懂,可不可以举个例呢?”,“好,一个线圈,通上155安培的电流……”我和张庆赶快记下来。轮到我了,“沈老师,再举个例嘛”,“好,频率为50千赫的电磁波在空气中……”,我和张庆再次飞快地记下来,如此这般得到几个很好的例子。沈老师是讲信用的,几天之后当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拿到考卷的时候,他举的几个例子清清楚楚地印在考卷上,我和张庆轻车熟路,顺利过关。从此之后我见到低年级的师弟师妹,也告诉他们说沈老师的考前答疑你一定不能错过,并且要显得特别好学的样子要求他多举几个例子,否则你会后悔的。

  沈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提到77级的师兄文一,文师兄毕业后考上外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生,沈老师特别推崇文师兄这种横贯文理,探寻宇宙终极真理的精神。80年代的华西是一个人文精神复苏的地方,校园里流传各种不同的思想,有段时间很多人在讨论一个很生僻的词“熵”。禇洪高买了本哲学书,读完和我讨论说这个世界的熵值是趋向于增大的,能量会出现不可逆的耗散,宇宙将最终不可避免地达到静止和死亡状态,最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沈老师在讲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时候高调反对这种“热寂”学说,他说熵值的增加其实是无止境的,永远都没有一个极限,宇宙不会死,1亿年后的人们仍然能看到太阳升起,沈老师简直就是个哲学家。我们最后一节物理课上沈老师还深情地送我们一首诗:看日出江花红胜火,莘莘学子……,我当时看见前后左右不少同学把诗抄在物理课本的扉页上,回去翻翻你的箱子,如果找到了告诉我,我把它补齐。

 

  另一位有趣的老师是熊荣先,年过半百,国字脸,花白的短发,像乐山大佛一样慈眉善目。熊老师教我们一二班药用植物学,你还记得百合科植物有哪些吗?还会用花程式描述花的外形吗?查一下上熊老师课的笔记你就会有答案。这门课考试的时候,熊老师本人监考,李卫有几道题不会做,就趁熊老师转身的时候偷偷翻书,抄完书后李卫庆幸没被熊老师发现,赶快做完交卷,走过熊老师面前的时候,熊老师轻轻拍了两下李卫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基础知识不扎实啊”。我发现这门课很有用是在毕业之后,特别是来了北美之后。美加两国的中国留学生常常会在假期周末结伴出去爬山划船游泳野炊,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一帮人千辛万苦爬到山顶,然后几个花枝招展的女生在感叹那漫山遍野灿烂的野花,这时候你在一旁看了一眼那些花儿,漫不经心地,淡定地说:这是菊科植物紫苑,Aster tataricus(拉丁,这个时候讲英文就老土了),每一朵花其实远不止一朵,而是一个头状花序,有几百朵花,你看周围的舌状花是雌花,中间的管状花是雄花,采几朵配上那边败酱科的植物三叶草,插在花瓶里会很好看,还能驱蚊,你一定不难想象周围女生崇拜如滔滔江水的目光。

  谢谢熊老师。

 

  邓海林,成都人,当过兵,整个5年时间都是药学院的学生科长,你把所有其他老师都忘了也不该忘记邓老师。邓老师有军人般的性格,直爽,高效,充满荣誉感。1991年春天,我和几个玩桥牌的同学想去参加学校的桥牌比赛,每个队报名费是30块钱,我们十几个同学需要报三个队,90块钱。我找到邓老师希望药学院官方能资助我们参加这种华西艺术节的活动,“我们和全校所有主要的桥牌队交手多次,知己知彼”,我告诉邓老师。“我们有希望进前三”,我有点得意地补充道。邓老师很为难,问我能不能只报两个队,我想到那帮同学在宿舍急切地等我的消息,坚持希望他能允许我们出三个队,我们会力争最好成绩。邓老师重新打量了一下我,深吸了一口烟,轻轻抖掉长长的一截烟灰,点了点头:“那你明天下午2点给我电话,我告诉你学生科的决定”。第二天,我如约打去电话,邓老师声若洪钟,没有一句废话:“报三个队,去把冠军给我拿回来!”。

  那年的“华西杯”桥牌比赛,药学院史无前例派出三支队伍参加,鏖战两天六轮144副牌,在20多支队伍中分别获得第二、三、八名,其中第二名最后积分和冠军胡小中率领的卫检86仅差1VP Victory Point),是最小的计分单位,有上百个机会可以挽回(张弘语),那成为我5年大学最大的遗憾。让我们记住这13位同学的名字:药一队(张弘-刘茂柏,杨永明-缪品辉),药二队(唐元清-俞炜,胡礼明-禇洪高),药三队(赵劲松-熊新科-候德华,李卫-王劲)。赛程过半的时候,药一队积分高居榜首,药二队和卫86紧随其后。请你不要指责药三队的表现,他们是全场唯一战胜过冠军的队伍,卫86六战五胜一负,一路过关斩将,紧追不舍,唯独以12:18VP败于药三队刀下。

  在那个清冷的下午,当我看见药三队队长李卫和胡小中分别在计分表上签字的时候,李卫的坚定从容和胡小中的一脸苦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一刻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们所有同学一起把冠军奖杯交到邓老师手上的时候,我应该说什么。可惜我们功败垂成!比赛后半程我和杨永明连续犯了几次愚蠢的错误,使得我们和卫86的比分开始变得很接近。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我坐在离颁奖台最近的位置,灯光照在金灿灿的冠军奖杯上显得特别耀眼,我觉得我离那个奖杯如此之近,仿佛伸手可得,然而上帝并没有站在我们一边,纵有李卫王劲赵劲松熊新科奋力阻击,我们最终没能阻止胡小中笑到最后,大好江山就此断送。

  比赛结束后我反复核对了计分表,确认无误之后签字交给早已等在一旁的胡小中和裁判长冯明华,我呆坐在牌桌边很久,其后颁奖仪式的情形已经彻底记不清了。从赛场出来天已经黑了,我们揣着亚军的30块钱奖金一起去大学路的面馆吃刀削面,队友们一改平时赛后讨论的习惯,竟然一路无语。

  关于此事我对邓老师和队友们一直心存歉疚,觉得很辜负他们的期望,事后打电话去学生科汇报的时候是胡老师接的电话,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邓老师请罪,时光已飞逝20多年,希望邓老师能原谅我,希望张弘刘茂柏杨永明能原谅我。

 

  杨正菀,九三学社会员,1952年华西大学医科毕业,药理学和临床药理学的老师。林卫和我在他的实验室做专题,呆了一年。药理实验室有个传统,每年春天全体师生会集体去郊游并聚餐。我们去那些名胜古迹参观的时候发现杨老师国学知识极其渊博,寺院里一副对联,林卫和我一字不识,他却能吟诵给我们听并解释其背景渊源。杨老师通常会给学生发一点补贴作为实验室工作上的鼓励,我和林卫平均每月能领到大约10块钱。每次领到钱都是一件很雀跃的事情,我会去买一瓶葡萄酒放在实验室的冰箱里,这样深夜在实验室读文献和写论文的时候就可以斟一杯红酒,放一块冰,醉写论文,枯燥的事情会变得有趣一些。林卫和我还参加了药理实验室另一件很有趣的工作:译题。那时候有很多学生、老师不熟外语,所以图书馆收到外文专业期刊就会分发给相关老师把期刊上面的论文标题译成中文,抄在一张小卡片上,方便其他人检索。杨老师总是把英文的药理期刊给林卫和我翻译,最经常见到的有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和英德双语的Arzneimittel Forschung-Drug Research。有些新药尚没有中文译名,杨老师就说你们自己想一个名字,也许将来其正式中文名就是你译的,林卫和我于是乐此不彼,且从中获益匪浅。我们当时把Roxithromycin译作罗克斯红霉素,几年后我在广州听到有人讲起罗红霉素的时候,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它,并觉得我们当初给这个药取的名字真是幼稚。

 

  张祖谦,华西协合大学医学系48级,另一个讲药理学的老师。张老师其貌不扬,说话有很浓的自贡地区特有的卷舌音,讲课的时候经常穿件老旧的棉袄,远不如杨正菀那么儒雅书卷气,言谈举止有点象在附一院建筑工地搬砖的民工,但是这些丝毫掩盖不了张老师彪悍的经历。

  张老师参过军,去过朝鲜。我见过张老师年轻时候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制服的照片,坚定挺拔的神情让人肃然起敬。华西大学一共向朝鲜战场派出过两批医疗队,我在这两批医疗队的名单上都找不到张老师的名字,于是推测张老师可能是真正的志愿军士兵而非医疗队员那么简单。张老师本人从未给我们这些学生提起过他在朝鲜的经历,当年的我对那段历史也远不如对踢球打牌有兴趣。很抱歉我对这位可能是本文最具震撼故事的老师的词穷,如果再有机会见到张老师,我会像崔永元一样带上摄像机,拟几十个问题,问他在炮火连天尸横遍野的朝鲜有些什么故事,唱的什么歌,吃的什么饭,遗书上最思念的是谁。

  像张老师这样的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从来都是华西的传统。和他一起参军的医学48级的詹振声1951年在朝鲜阵亡,哲学45级的毛英才在国共内战时期194912月因为亲共被处死,他们的塑像至今还立在校园里。校史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有100多位华西协合大学的学生参军,有的去了缅甸,有的去了空军,有的去了淞沪前线,他们都是为了理想献出青春和生命的人,值得我们后人铭记。

 

  胥佩菱1948年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1950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教全年级有机化学。最近几年和一些同学在网上聊天,偶尔谈起胥老师,竟然从来没有一个人写对胥老师的名字(唯唐璘师兄除外)。我相信胥老师的名字出自南北朝徐勉的《采菱曲》:相携及嘉月,采菱度北渚,倘逢遗佩人,预以心相许。这里的“佩”是名词,指意中人送给采菱少女的礼物。如此诗意的名字请你以后不要再写错了,否则对胥老师不尊重,也显得你没文化。

  胥老师的有机化学是一门让人心惊胆战的课,所有同学都被事先告知这门课程如何重要,有机化学学不好将来就别想在制药业混。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胥老师每年都至少整10%的人不及格,甚至还会有人补考不及格,惨状令人发指。所以胥老师的课我从来没有缺过,笔记、作业和实验报告也很认真,二年级大部分自习时间都在读有机化学,后来果然涉险过关,没有被胥老师无情的大棒打到头上。胥老师不仅考试严格,她还很不喜欢学生听课的时候迟到早退走神,比如她讲着课会突然停下来,手指着教室后排说:“那个同学要睡着了”。大家大笑着循声望去的时候,她仍然一脸严肃地站在讲台上盯着那位被吓醒的同学,没有第二个老师有这种不怒自威的霸气。

  胥老师向我们推荐过一套重要参考书《基础有机化学》上下两册(高等教育出版社,邢其毅等,1980),她把这套书称为“邢其毅那本书”。我们几乎人手一套,并且所有人都跟着胥老师称其为“邢其毅那本书”。后来我发现全中国学有机化学的学生无一例外都读过这套书,同样也没有人叫其正式书名,“邢大本”是最近流行的一个外号。这套书到我手之后从头至尾只翻过几页,它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天书一样,在图书馆读完之后掩卷沉思:我是不是入错行了?

  如果你以为读完“邢其毅那本书”就会被胥老师认为是好学生,那你就太幼稚了。到了研究生阶段,胥老师的有机圣经成了英文版的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Reactions, Mechanisms, and Structure by Jerry March。胥老师要求学生必须通读这本书并且熟练掌握其中所有的反应机理,“万事不通,先查马奇的书”,傅骍这样回忆胥老师的话。这本书2083页,傅骍真的称过重,1918克。背着一本4斤重的书穿梭于图书馆宿舍实验室之间几年之后,人的神经都会变得坚韧无比,体魄也会日趋强健。傅骍现在登山如履平地,楼荣良在后院种菜挖地似闲庭信步,都是当初魔鬼训练的结果。

  我没有经历过这种魔鬼训练,最终也没有做和化学直接相关的工作,但仍然从胥老师教的知识中获益匪浅,最有帮助的是命名法。二年级之后再不觉得咪唑噻唑吡唑噁唑吡啶嘧啶吖啶哌啶晦涩难懂,也不会混淆methaneethanepropane,和butane。和文科女生喝咖啡聊天的时候,如果她指着报纸上一个化合物名字大呼其变态((8-Methyl-8-azabicyclo[3.2.1]oct-3-yl3-hydroxy-2-phenylpropanoate),我会呡一口香浓的拿铁,淡淡一笑:阿托品结构算简单的了,你有没有听说过胰岛素?

王锋鹏老师。图片来源:网络。

  王锋鹏1969年四川医学院药学系本科毕业,198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博士毕业,导师是梁晓天。在美国University of Georgia做过两年博士后,天然药物化学的老师。可能因为动物药和矿物药在这门课中绝少提及的原因,全中国的药学生都把这门课简称为“植化”。王老师可以不看讲义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巨大的萜类化合物结构式,他的普通话讲得不是很标准,但语言简洁有力,听他讲课并不吃力。王老师领导的实验室在过去20年竟然发现了两百多个新化合物。王老师后来被别人称为“权威”,但他本人当时对这两个字很反感,告诉我们别太相信课本和参考书,权威都会犯错误,做学问要有批判和质疑权威的精神。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经常会发现一些前人报告的某化合物结构式有错,并在学术界以此著称。

  王老师是陕西长武人,脸型也是典型的秦俑国字脸,他喜欢吃西北风格的面食。听楼荣良讲王老师每次宴会聚餐末了总会要服务员上一大碗宽面条,和在一碟美味的菜汁里加辣椒,几口就能吃完。你下次如果请王老师吃饭,一定要找一家能做裤带面的餐厅,否则会被王老师认为不懂生活。

  从二年级开始我也发现胥佩菱、吴勇、赵旭阳以及“邢其毅那本书”讲的东西互相之间有时候会不一样。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相信有机化学是个极其博大精深的学问,每个人修行的程度不一样,当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每个人的观点也会不尽相同,于是形成少林武当跆拳道各种江湖门派。

  如果你现在还在做合成,敢问阁下师出何门?

  可能很多同学的回答和我一样:小的不才,已不做合成多年,但少时师从峨眉派胥氏老太。

 

  徐鸣夏,药物化学的主讲老师。和所有教有机化学的老师一样,徐老师特别强调查文献的能力,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查文献是一个体力活。徐老师把同学们分成小组,亲手教我们怎么查默克索引,美国化学文摘和各种期刊(话说美国化学文摘2010年之后不再出纸版了,学校图书馆居然有其1907年创刊之后的全套纸版,无比珍贵的文物)。

  徐老师求才若渴,做合成是需要相当天分和毅力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徐老师深知这一点,所以她和本科生接触很多,显然想从中物色一个佼佼者加以悉心栽培。该候选人必须冰雪聪明、实验操作能力强、英语好、学习能力出众、热爱化学事业,当然,最好是个男生,能单手提一桶去离子水上三楼,如果再有天真烂漫英俊潇洒的笑容就更好了。全年级符合这些要求的不止一个人,但高永忠最早出现在徐老师的名单上。

  徐老师很快就象发现宝石一样发现了高永忠,认定高永忠将来一定是个优秀的化学家,必成大器。高永忠在五年级跟徐老师做专题的时候就被徐老师委以重任,OPC8212中试的计划、准备、操作、数据处理、甚至采购都有高永忠参与并出色完成任务。毕业的时候徐老师有意收高永忠为研究生继续培养,但高永忠根本志不在此,一心要出去闯世界。徐老师更放宽条件,为高永忠保留资格两年,两年之内高永忠如果要回心转意,徐老师的实验室大门随时对他敞开。其实以徐老师多年的经验,她知道高永忠再不会回来了。当高永忠最后一次做完实验,脱下白大褂,关了设备,向徐老师告辞而去的时候,徐老师望着高永忠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道:多好的一个娃儿,可惜了!

  徐老师只说对了一半,高永忠后来果成大器,不过不是化学家。

  高总现在领导的公司是全世界疫苗生产商中一颗夺目的明珠,它开发生产的世界第一个上市的戊肝疫苗益可宁2013年的销售额是二千万元人民币。对于一个产品而言也许这并不是很高的销售成绩,但这个疫苗注定会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高永忠是这个疫苗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全程的领导者,乃至于他从来不叫这个疫苗的名字,而把它叫做“我的苗”,情同父子。作为行业领袖,高总在公开场合说的话总会有记者报道,作为世界疫苗研发的指引。

  徐老师退休后定居上海,和高永忠一直有联系。我很好奇徐老师后来和高永忠见面还会不会觉得遗憾没有留住这个天才。

  陆彬教授在指导研究生。图片来源:四川大学档案馆

  陆彬,药剂学的老师,一头银发,精神矍铄,思维很有逻辑,讲课很有条理。美国加拿大的药学院培养的是药剂师,强调生理,病理,药理和药事法规方面的知识。我见过加拿大的药学院有一门课程专门考察学生和病人交流的能力,由一个老师扮演病人,一个学生扮演药剂师回答病人各种问题,另一个老师在旁边现场打分。中国的药学院注重培养学生在工业界工作的素质,学生就是学化学的,所以药学生在华西校园里有时候显得有点特别,我们学的化学和其他系的化学教材、老师、实验大纲全部不同,化学楼的二楼经常放着一块手写的小黑板指路牌:医口卫法向左,药学药化向右。到了高年级我们学的化学其他系的同学可能都没听说过。药剂学虽然不算化学,但它是我们所有专业课的集成交叉,和工业界的联系最为直接,陆老师正是那个引发我对制药工业产生强烈兴趣的始作俑者。陆老师上课常带一些已经上市的制剂样品来,也常讲到一些尚未上市的新剂型,包括控释、靶释、微囊、脂质体、双层包衣、激光打孔、透皮吸收,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像《功夫熊猫》里面的阿宝走进那个藏着各种武功秘籍的密室,这么神奇的东西,一定很好玩,所以多年来一直觉得陆老师是带领我们看到制药业魅力的第一个人。

  世界制药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寻找新剂型新载体的大跃进,几十年过去,大浪淘沙,陆老师提到的新剂型中,我一直很关注脂质体,觉得这个名字很神秘很科幻,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和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药学院的药剂学教授 Dr. Wasan聊过,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脂质体已经完蛋了,那东西没什么用。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美国FDA已经批准了11种脂质体剂型上市,貌似没有Dr. Wasan说得那么不堪,但的确也时常听说脂质体的一些不利传闻,如果再见到陆老师,我很愿意再去听一堂她讲的课,问问她时隔20年对脂质体的新看法。

  陆老师很忙,总是直接从实验室来教室上课,所以她讲课的时候永远穿着白大褂。陆老师的白大褂不是学校统一发的那种,而是有束腰,衣领也熨烫得很整齐,质地做工设计都颇考究的时尚款。在深秋时分,六教学楼门前落满了梧桐叶,满天满地一片金黄,你有没有见过陆老师缓缓从六教学楼的台阶上拾级而下?那种雍容和典雅就象莫奈的油画。当年如果有校园网,一定会有人在网上叫卖陆老师同款白大褂校内2小时送到,也会有大批女生穿着到处照相。

 

1985年药学院部分老师合影。前排左2为肖卓英、左4为吴蓬、左6为廖工铁,后排左1为刘良述、左3为吴葆深、左4为王德迅、左5为范郁文。图片来源:四川大学档案馆。

  刘良述,教我们药事管理学的老师。华西医科大学是中国最早开设药事管理学课程的学校,刘老师自然是中国最早的几个药事管理学老师之一。他当年主讲的药事管理学,事实上只讲了一件事情: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整个课程所有的话题全部由这部法律引申而来,刘老师把立法的背景、落后的中国制药业和发达国家制药业的对比、这部法律对中国制药业未来的影响讲得很深刻。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给我们讲过苏联见闻,也讲过他看到匈牙利制药厂仓储物流管理时的震撼。刘老师讲的案例生动有趣,很贴近中国制药业的实际,所以听他的课我从没打过瞌睡。为了让学生了解医药市场,他甚至会邀请医药公司的销售经理来课堂上讲卖药的故事。由于其工作关系,刘老师无疑是我们所有老师里和制药业的工商政学各界联系最紧密的一位,这直接导致一个巨大的优势,当他的学生太好找工作了。刘勇引用过刘老师的话:来我们药管做专题的同学,毕业分配的时候我都会帮点忙的。我们年级的同学了解到这一点的似乎并不多,听说低我们几届的师弟师妹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刘老师招一个专题生竟然有十几个人激烈竞争,弄得邓海林胡晓娟要花很大精力去调停。

  刘老师讲过当时全国一共有包括华东化工学院制药系在内的35家药学系(当年很多教材和参考书都把华东化工学院制药系单列出来讲一遍,至今不解,难道是同一个人写的,天下一大抄?),每年毕业的学生不过两三千人。刘老师认为这样培养人才的速度远满足不了未来中国制药业的发展,药学教育的规模会很快扩大,但是刘老师并没有给我们具体描述过他眼中未来中国的制药业会是什么样子,那个时代如此让人绝望,中国的制药业和美欧日相比简直是刀耕火种和电灯电话的差别,要说追赶的勇气谈何容易。

  30年过去,现在中国有超过200家药学院,每年毕业上万人,加上化学化工生物等专业,那是一个很可观的人数。中国的医药市场销售额在80年代初大约每年100亿元,现在每年15000亿元人民币,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必须说虽然这块饼变得很大,中国的制药业仍然很落后,不过你如果有机会接触现在中国制药业的年轻人,你会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勤奋好学、视野广阔、豪情万丈,丝毫不输当年的我们。你愿不愿意帮刘老师补齐这一讲,预测再一个30年,2045年中国的制药业会是什么样子?

  刘老师看上去不是传统的大学教授模样,却象个有点痞气的市井商人,讲课讲到兴起的时候经常大腿抖得厉害,神似大学路卖小磨香油的杂货店老板。事实也的确如此,作为管理学教授,刘老师并不只是玩个花拳绣腿浪得虚名。我们毕业之后,他真的弃教从商去了华西医科大学制药厂当了厂长。在他的手下,药厂的利润4年间(1991-1995)竟增长了20 (李萍艳;杨秀军:从教授到企业家-记华西医科大学制药厂厂长刘良述,《中国科技产业》1995年第8)。现在如果再去听刘老师讲课,他的案例库一定更精彩,更有笑傲江湖雄霸天下的豪气。

 

  吴蓬1953年华西大学制药系毕业,教我们选修课药学史的老师。教选修课的老师通常和其课程本身一样很低调,但吴老师却远非那么简单。我早就听83级师兄王立新、赵文军和杨远云说吴老师“很有背景”,但一直不明白是什么背景,是豪门权贵还是学阀泰斗?所以上课之前对她很好奇,吴老师衣着时尚得体,她喜欢穿深色的裙装,配上浅色的首饰,比如一串珍珠项链或者一枚别致的胸针,举止很有风度,性格庄重内敛,颇具人格魅力。后来读一些介绍她的文章,把她称为中国药事管理学科的创始人。她是中国第一个招药事管理学研究生的人,她和刘良述主编的《药事管理学》是中国第一本药事管理学的教材。

  相信师兄们所说的背景是指吴老师在学界的江湖地位。上药学史的时候是夏天,由于是选修,总共仅几节课,所以我只见过吴老师几次而已。药学史的讲义是她自己编的,薄薄一本。和刘良述不同,吴老师并不侧重讲药事法规本身,而是讲影响立法的案例,鸦片反应停磺胺酏剂安钠钾杜冷丁,每个案例都讲得很悲剧,中间再穿插一些中国的药害事件和她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点评。吴老师讲的故事比专业的历史老师高萍讲的有趣很多,药学史是我最喜欢的选修课。

  吴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谈到“五所老校”,要讲中国制药业和药学教育的历史,这个历史名词是个无法避开的话题。它是南京药学院、沈阳药学院、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上海医科大学药学系和华西医科大学药学系五所学校的总称。这五所学校都大约始创于上世纪30年代,在很长一断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制药业人才的主要来源。我工作之后发现这个概念在其他四所学校的同学中也根深蒂固,沈药有的同学把这个俱乐部叫“五岳剑派”,北医有个同学把它叫做“五大流氓”。我在网上搜到中国最早的现代药学专业其实是浙江省立医学院药学系,成立于1913年,可惜这所学校命运多戗,错过了这五大“流氓”排座位的时机。在刚毕业那几年,吴老师灌输的“五所老校”这个概念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交朋友和找工作,我吃惊地发现在每一个制药业聚会的场合这五所学校的毕业生通常会不自觉地走到一起聊得甚欢,惺惺相惜。有一次我找工作面试的时候,老板是个上医药学毕业的大哥,聊了一会公司的产品之后,我们自然就谈到陆彬、廖工铁和奚念珠的一些江湖轶事,后来在几十个应聘者中他就录取了我一个人。

 

  高萍,教我们全年级中国革命史的老师。高老师不到30岁,但和其他年轻的女老师相比,高老师并不那么鲜艳夺目。她总是穿着和成都的天一样灰蒙蒙的衣服,戴黑框眼镜,表情也和成都的天气一样灰蒙蒙的,每次见到她总觉得她很不开心似的。她讲的历史故事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听起来有点像在背诵课本和某种讲义,语气也不像易中天袁腾飞那么起伏跌宕,再加上那时的同学们鲜有对历史感兴趣的,所以她上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学霸在写有机实验报告,小资在读三毛琼瑶,刘巍甚至照着歌本在小声排练准备周末的演出。我和杨永明也百无聊赖,我折了一支纸箭,杨永明把纸箭勾在橡筋上,在高老师背对我们的时候,“嗖”地一声从四教学楼大教室的最后一排打到黑板上。玩纸飞机的不止我们两人,高老师写完黑板转过身来看见居然还有几架纸飞机飘在空中。高老师显然察觉到我们的轻蔑,很伤心地哭起来。高老师是唯一一位被我们整哭过的老师,但她足够敬业,擦干眼泪之后调整了一下呼吸,继续讲她的辛亥革命。高老师讲课虽然乏味,但她心地善良,即使我们如此不敬,期末考试没有整一个人不及格,连我和杨永明都顺利过关。那天折纸飞机的还有谁?我们都欠高老师一个道歉。

  中国近现代史充满各种或有趣爆笑或壮烈悲愤的故事,这门课完全可以讲得惊心动魄飞沙走石。很为高老师失去这样一个影响年轻人的机会惋惜。

 

  杨红,带我们天然药物化学实验的老师。杨老师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我总是看到她带着孩子般的微笑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去,仿佛世界上发生任何意外都不会影响她快乐的心情。我的实验搭档是陈朝红,出于我至今不知道的原因我们的植物提取连续失败,必须推倒重来。杨老师一直陪着我们,帮我们想办法找原因,其间她出去吃完晚饭飞快地赶回来继续和我们一起煮那一锅芦丁,还从衣兜里变出两个桔子,给我和陈朝红一人一个。实验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整个实验室只剩我们三人。承蒙杨老师的红桔带来的好运,实验最终成功,杨老师比我们还开心。

 

  胡晓,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她从外校调来当我们辅导员直至我们毕业。胡老师可能是所有老师里外貌变化最小的,20多年前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连发型和衣着都还是当年的风格。胡老师喜欢留卷曲的长发,穿碎花长裙,冬天加一件浅色的风衣,加上前体操运动员健康挺拔的身材,显得奔放自信而不失庄重。和吴聪相反,胡老师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特别喜欢辅导员这份工作,她觉得和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一起做一些朝气蓬勃的事是相当美好的体验。胡老师经常和我们开会讨论如何组织些有趣好玩的活动,并且会对有执行力策划组织活动的同学大加鼓励。1988年秋天,我们班是余灏当班长,全班去了凤凰山机场和驻军联欢。驻军很热情地请我们吃饭,并且还安排了双方共同演出文艺节目,那天也是我第一次亲手摸到UH-60黑鹰直升机,还和现在已成古董的安-2合影。胡老师在活动前多次和我们讨论过活动的细节,回来后也对组织实施的成功表示赞赏。这些活动现在都成了很美好的青春回忆。

  我看过毕业20周年晚宴的录像,胡老师现在显得更成熟干练,言谈举止比当年更大方从容,现在的胡老师比当年更有魅力。

郑虎老师。图片来源:网络。

  郑虎,浙江人,我们系主任,药学院成立之后改称院长。华西医科大学也没有在学校改名大潮中免俗,药学系改成了药学院,在我看来,这一字之差有两点意义:

  1. 有了一个很好看的院徽。邓海林说是请某美术家设计的,苯环、银杏叶、加上一个三颈瓶,印在信纸上相当炫酷。

  2. 1987317药学院成立当天,每个药学院的学生凭学生证在二伙可以领到一份加餐,包括一个面包和两大片卤牛肉。我当时心里山呼万岁,希望这种改名活动可以经常搞。

  郑老师在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要从自己的清洁卫生抓起,他非常讨厌随地吐痰的人。郑老师最传奇的事情是曾经奇迹般地躲过一次空难,1988年他在北京开完会,准备去重庆看望在洛碛西南合成制药厂实习的83级的学生,结果临时另有急事需要改期,于是通过极其麻烦的手续,花了颇多周折在最后几小时把机票退了,他哪里知道他竟然由此和死神擦肩而过,118日,他原计划乘的那一班飞机,西南航空公司的SZ4146航班在白市驿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08人全部遇难,我很难想象郑老师第二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成都晚报以《唯一的幸存者》为题报道过这件事,把他称为“华西医科大学著名的Z教授”。郑老师有句口头禅:我们华西牌的产品,出去不要给我郑虎丢脸啊(请用浙江普通话念)。19916月我从他手上接过毕业证书的时候,他再次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见到郑老师,我会告诉他说,还好,郑老师,虽然没有想象的容易,但从来没有给你丢过脸。

傅继梁老师。图片来源:网络。

  傅继梁1964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浙江人,当时是副校长,开一门选修课遗传分析导论,选他课的人很多,乃至于要到九教学楼的讲演厅上课。傅校长讲课很受同学欢迎,禇洪高说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傅校长本人好像也乐在其中,你能在网上轻易搜到他本人回忆那段被学生推崇的时光的文章。据说傅校长讲课特别着重介绍科学发现的背景小故事,比如讲到1953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发现的时候,傅校长提到发现者沃森(James Watson)请他的姐姐帮忙打字,姐弟俩整整忙了一个下午,终于赶上19534月在Nature上发表了那篇改变世界的论文。我本没选傅校长的课,后来慕名前去听了一次,九教的讲演厅座无虚席,我只好站在后排听了十分钟,发现傅校长果然引经据典,谈笑风生,很有学者说书的感觉。

  傅校长说他在四川呆了20多年,四川话可以乱真,我们年级这种同学也为数不少,但仔细听这些同学说四川话你会发现他们多会在一个四川最常见的东西上发音出错,那就是“辣椒”。事实上四川话里根本没有“辣椒”一词,四川全境包括现在的重庆都把那种植物叫做“海椒”。以我多年的观察,当一个人以极其地道的四川话说“辣椒面儿”的时候,有且只有以下三种情况之一:

  1、说者是四川人,但听者中有非四川语系人士,说者用通用名希望大家都明白。

  2、说者是四川人,但离开四川话环境多年,早已忘了母语该怎么说了

  3、说者是个假的四川人,四川话不是他(她)的母语。

  俞炜、黄忠、熊新科、孙中、李卫、左中、刘敏等人的四川话非常地道,几乎听不出一丝破绽,但无一人不在这个词上犯错,黄忠和熊新科被我提醒过好几次,仍然会去找川菜馆的小妹要一碟“熟油辣椒”。你如果有兴趣,下次见到以上几人留意听,你会发现这个有趣的现象。

  傅校长的课不是我上过的规模最大的课,5年里我见过的规模最大的是另一门选修课国际关系,选修的人估计超过500人,上课的时候很大阵仗,主教室在九教的讲演厅,然后通过闭路电视在其它几个分教室直播,整个九教都在上那一门课。由几个年轻的政治老师轮番上阵讨论全球经济世界和平。国际关系结束了居然还有考试,其中一道考题问日本在谋求“国际国家”地位的过程中都有什么举措。国际国家,很新奇准确的一个词,牢记至今。

 

  钟裕国,药学院副院长,从未教过我们药学专业的课,但全院大会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开场白必是一首七律短诗(做合成的的确都是艺术家,此言非虚)。他给我们讲过他访问美国的经历,我在美国生活几年,钟老师讲的经历大多已被我证实为真,比如他说在美国从未见过一片露土,这是真的,他还说去农场摘苹果的时候可以随便吃不多收钱,也是真的,路边常有别人丢的“彩电和席梦思床垫”,捡回去用得上好,这也是真的。另外有老师讲的就有点玄了,刘良述说美国FDA官员可以带枪执行公务,我问过药厂、医院和FDA官员本人,没有的事。可以带枪的是DEA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的人,但那些人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类似于中国的缉毒武警部队,和FDA的职能没什么交集。张祖谦说常会碰到台湾特务企图策反他,给他的文字资料里还会夹有黄色小说,我没听说过有类似的事情。

 

  倪丹,教我们药代动力学的老师,她的名言:“临床药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给药个体化”可以裱起来贴在医院药房的墙上。倪老师是个包容热心的人,我并不在她的实验室做实验,但是可以借用她实验室的电脑打印毕业论文。很多同学的论文都是手写的,我的印刷版论文看起来好看很多(仅仅20多年,现在的审美已经完全相反了),都是在倪老师帮助下完成的。倪老师的电脑上居然还有俄罗斯方块,那是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极端着迷,所以五年级的下学期一边写论文一边打方块,在倪老师的实验室度过了很多个午休时间。倪老师在美国工作过几年,现在定居加拿大多伦多,每次多伦多华西校友会的活动都能看见她。

 

  岳松健,教我们药用植物学的时候已近70岁,带我们上过海拔四千米的巴郎山,至今仍记得他找到一串五味子并高举过头给我们看的表情,兴奋得像个孩子。岳老师极其朴实无华,有一次我在大学路菜市场看到他,一身老旧的蓝布衣服,挎个塑料菜篮,除了胸前一枚红底白字的校徽外,和旁边鸡档的老农看上去无甚区别。

 

  杨继,教我们全年级生物化学的老师,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老师讲完课整个黑板没有一个汉字的,全是分子式和洋文。杨老师正是我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的大科学家形象,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如果你以为我接下来要说他“精神抖擞”那就错了,正好相反,杨老师上课的时候永远象个大病初愈的人,讲话声音很小且有点嘶哑,气若游丝,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没力,听不见粉笔和黑板之间的摩擦声。正因为他的声音小,大家为了听清楚他讲的三羧酸循环,教室里通常是鸦雀无声,反而吸引了所有同学的注意。

 

  尹光华,安徽人,教我们分析化学的老师。尹老师长得有点像开口便笑大肚能容的弥勒佛,性格开朗幽默,讲滴定的时候曾经自嘲说他自己的名字被85级的一帮人戏称为“荧光黄”,哈哈,然后他自己大笑起来。

 

  沈联德,教我们生药学的老师,铮亮的头发向后梳,就是周润发那款流芳百世的赌王发型。沈老师也可以不看讲义,随手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巨大的结构式,他描述软体动物的话:拉起来一条,放下去一堆,经常被我引用来教育小朋友。

 

我熟悉的华西坝上的老师

 

  Sheila Spencer(茜拉),英国大妈,外语系的老师,性格爽朗好客,快乐积极。虽然茜拉只教科技英语专业的学生,但那时学校里外国人并不多,她走到哪里都很显眼,加上她经常参加校园里一些好玩的活动,所以我见到她的概率大于见到很多专业课老师概率。新年晚会有时候能见到她来唱歌,英语的戏剧比赛有她当评委,有时候还会上台跑个龙套,华西校友合唱团的演出每次都见到她混在一群白衣白裙的大妈中间,捧着个歌本在唱女中音。她开了门选修课叫英国集体舞,那门课只接受科技英语的学生报名,但我能想象到上课的情形是如何轻松搞笑。甚至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会,都会见到她在跑400。她那臃肿的身材在跑道上滚动的情形和杨素霞或者系花张梅矫健的身姿形成极端鲜明的对比。茜拉总是毫无悬念地得最后一名,但她跑完之后会很开心地大笑,很享受重在参与的过程。

  茜拉和学生的课外交流远比其他老师多,包括和张如鸿方雷这两个药学系的英语爱好者。据张如鸿说茜拉以游教于中国和世界各地教英语为生多年,她是独身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她和很多男生女生成为好朋友。夏天,她会去大学路买一个西瓜,请张如鸿等同学在图书馆门前的草坪上吃西瓜聊天,还会赞张如鸿的新短裤看上去很清凉时尚,也很想去买一条同款(此细节经张如鸿本人证实,但联系上下文和对话背景,这应该是师生间正常寒暄,没有性暗示)。茜拉健康快乐的性格曾经感染过很多同学。茜拉后来回到英国,现在在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工作,仍然在教外国人英语。

曹泽毅校长。图片来源:四川大学档案馆。

  曹泽毅,四川医学院医学系56级,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妇科肿瘤教授,我们学校的校长。曹校长父子是中国不多见的父子校长,他父亲曹钟梁曾经是四川医学院的副院长。和他的继任者杨光华相比,小曹校长在学生中显得更高调,更亲切。杨校长的名字虽然印在我的毕业证上,但我至今不知道杨校长是什么样子。曹校长却很不同,有时候我会看见他骑着他那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穿梭在校园里,学生们的各种活动他也很乐意参与,英语演讲比赛他会应邀来致辞,校友合唱团的演出会看到他弹钢琴,“华西杯”桥牌比赛的开幕式上曹校长也会到场为各队加油打气。曹校长每年会召集全校4000多学生在二广场上训话,和所有留过洋的老师一样,曹校长讲得最多的竟然是学生的清洁卫生和仪表问题,他很不喜欢见到学生穿西服不系领带和边走路边吃饭,觉得那样极其没有风度。曹校长讲过最多次,也被其他老师引用过最多次的一个小故事是:曹校长在瑞士留学的时候有一次坐友人的车出行,在车上吃完一颗糖顺手把糖纸扔出车窗外,被友人提醒“This is not China”,请不要乱扔垃圾。曹校长说他当时觉得很羞愧,从此开始觉得卫生习惯和环保意识对青年的人格有很大影响,回国之后也这么教育年轻人。

  也因为留过洋的原因,曹校长特别强调学生的外语能力,特别是英语。1987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前,曹校长专门召集全校同学告知这个考试的重要性,他说这个考试的结果对未来找工、升学、晋升、进修很可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各位同学必须认真对待志在必得。从那时起,学校每年的四级英语考试通过率在四川省和卫生部都名列前茅,曹校长的重视和鼓励起了很大作用。

  你那年参加的考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四级英语考试,你领到的CET4证书也是中国第一批十几万份四级英语证书之一,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是相当厉害的一件事。同样,19891月的英语六级考试也是中国第一次六级考试,同学中报名的人很少,全国仅几千人通过,左中是其中之一。据左中讲当时考场在九教学楼的一楼,监考老师居然带着小孩来监考,在考听力的时候,那熊孩子竟然在考场里跑来跑去,这种严酷环境仍然阻止不了左中轻松通过考试。很多年后同学们聚会的时候还在讨论左中为什么次次考试都能得第一,至今没有人能悟出些许皮毛,学霸的世界你永远不懂。

  曹校长也做过几件史无前例的事:

  1、推行三学期制。每个学年被分成两长一短三个学期,长学期上必修课,短学期只上选修课。其实我至今不是很明白曹校长此举出于什么目的,只是觉得暑假前那六周的短学期当真轻松好耍。

  2、修复钟楼,准确讲是钟楼上那个大钟。钟楼上的钟坏了多年,因为缺零件一直无法修复。几乎所有人第一次看到钟楼之后的动作都是抬腕看表,然后说:这个钟是坏的。曹校长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在他的要求下,学校千方百计托人找到美国的原生产商,买到零件并且把钟修好了。在深秋的午夜,从雕梁画栋的四教学楼出来,深吸一口清冷暗香的空气,然后浑厚的钟声伴着你走在空灵寂静的校园里,这希区柯克风格的场景,你经历过吗?

  3任命校长助理。曹校长觉得他自己和学生的接触还不够多,所以挑选了两名学生直接向他本人汇报同学们的各种要求,这两位助理也会不定期公开向同学们传达曹校长对同学们要求的答复。这种最基层和最高层直接沟通的方式在我过去经历的所有管理模式里非常罕见。法医87级的师亦里和医学85级的陶朝晖是曹校长选中的助理,一个美艳动人,一个翩翩少年,他们校园偶像剧一样的报告会你错过了没有?

  4、给校园接上双电源。现在受惠于三峡工程的一代已经很难理解何谓"双电源"。它是指供电局管辖下的两个相对独立的供电区之间的重叠部分,无论这两个区之中的哪一个停电,这个重叠区域都能保证供电。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成都经常停电,曹校长把向供电局争取接通双电源作为学校管理层的重要任务,大会上还会向全校同学通报进展。这个任务最终成功,80年代末期开始,学校已经很少停电了。孙敬峰曾说过这是曹校长任期内做过的所有事情中最功德无量的一件。

  5、给足球场铺草坪。曹校长在大会上告诉我们草坪不便宜,花了两万多块钱,希望大家爱护它。草坪铺好后,在上面踢球是件很赏心悦目的事,受伤的概率也下降很多。在这个草坪足球场上我看过最精彩的比赛是1988年全国联赛之前四川队和青海队的一场热身赛,那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近距离见到现役国脚:高丰文时代的中场朱平。朱平身高一米七四,体态墩实,从我面前跑过的时候地面和空气都在颤动,朱平那天表现很一般,当时我就觉得高丰文是不是看错人了。

  曹校长很有铁腕的一面,他不提倡学生谈恋爱,严禁宿舍留宿外人,他说过多次:学生宿舍条件不好,很多盗窃案件和不正当男女关系就在那里发生。曹校长时代学校处分过很多学生,最多一次我看到布告栏里同时贴着8个开除通知,包括各种违犯校纪和考试不及格人品耗尽的,看得我等学渣心惊胆战,至今对所有考试还有心理阴影。

  曹校长一生从政,但他是典型的技术官僚,在当卫生部副部长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期间还在出门诊、做手术和带研究生。那些年我在电视上看到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记者们是在手术室外架好摄像机,镜头对准手术室的大门。曹校长结束一台手术之后,从手术室里走出来摘下口罩开始接受采访。如果有哪位同学以后见到曹校长,请转告他至少有一个学生在那个草坪足球场上踢过球看过球,并且至今心存感激。曹校长是个好人,祝他健康长寿。

 

校外老师

 

  上世纪80年代的华西校园有很多讲座,除了最常见的各专业的学术报告和论文答辩会之外,还有无数貌似和我们学业毫无关系的讲座。比如研究生部经常主办Open Lecture,邀请的讲者都是些来自英语国家的人,花一角钱或等值菜票就可以去听鬼佬、鬼妹讲故事。另外,各种三教九流的人物也会出现在学校的讲台上,这些人根本不是华西的老师,但仍然对我产生过影响,有的影响甚至很深远。

 

  ,辽宁省大连人,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副院长。曲啸是当时中宣部力捧的励志典型,所以他的讲座是由学校官方组织,在校西楼的大礼堂举行的。曲啸的演讲果然充满激情,他讲的故事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不用讲稿,话题也是同学们很感兴趣的,比如工作,恋爱,美国等等。他讲毕业选工作的时候应该“宁为鸡头,不做凤尾”,因为鸡头的发展前景比凤尾好。曲啸还讲到他访问美国的故事,在飞机上看西雅图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光环,“从不停电”,冬天竟然靠洒盐来溶雪清理公路,这么高的成本中国的城市根本承担不起。对比之下,中国沂蒙山区的农民全家的财富还不值你的一只鞋,“是的,一只鞋”,曲啸重复道。中美之间这种天差地别看起来如此让人绝望,但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学习和追赶美国的机会。曲啸是个极其诙谐风趣的人,讲到谈恋爱的时候他举起一只手说:大丈夫何患无妻,然后停几秒种,很夸张地举起另一只手:好姑娘何患无夫,全场大笑。曲啸在演讲中把我们称为“川医大的同学”,当时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多年后这个“川医大”的定义已经完全不同了。有的同学不太喜欢曲啸作为官方喉舌的立场,但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演说者,培训师,如果他选择在娱乐界发展,受欢迎的程度应该不输郭德刚周立波。

 

  李德伦,北京人,早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专和莫斯科音乐学院,中央乐团指挥,号称中国交响乐之父,当时大约七十岁,目光犀利,身材高大,暴肥,30米开外都能感受到他舍我其谁的霸气。他的讲座在九教学楼的讲演厅举行,整个讲演厅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台上都站满了人,有些听众显然来自外校。李德伦的开场白会讨好一下听众:很荣幸走上著名的华西大学的讲台,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你们学校了。他的讲座主要是普及交响乐知识,但其中太多人名地名乐理名词,我听不太懂。有一个细节印象很深,他说读但丁的《神曲》不能读英译中译的版本,一定要看古意大利文的原著才能得其精髓,把我吓了一跳,也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景仰,觉得干交响乐的人真是厉害,懂这么多无比高深的知识。李德伦的讲座最后一部分是回答听众问题,由于听讲座的人太多,主持人没法把话筒递到听众手上,于是大家就写纸条提问题,后来纸条传递也不顺,有问题的听众干脆就大声喊出自己的问题。站我旁边一个外校的女生高声问了李德伦一个问题:有没有某种特定的乐器或曲调表达某种特定的感情?我猜她想知道是不是幽缓的二胡一定表达忧伤,大提琴的低音表达沉重,快节奏的钢琴曲表达欢乐。其实我也有类似疑问,有时候听一段音乐我只听到一堆声音而已,并没有产生任何联想,所以我一直不好意思问懂音乐的人这个问题,担心被人耻笑无知。李德伦丝毫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可笑,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没有,一段音乐在不同的场合被不同的人听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很不同的感情。

李德伦已于2001年作古,后人著有《李德伦传》讲述其传奇一生。

 

  张旭,四川省桥牌队教练,19869月在九教学楼的讲演厅主讲系列桥牌入门讲座。 张旭是成都街头很常见的那种白胖大叔模样,戴一副宽边的黑框眼镜,声音低沉,说话的速度快,分析牌例的时候逻辑分明,精辟的推理像火车对着你开来一样石破天惊、气势磅礴。我和很多同学一起去听了他的讲座,很快迷上了桥牌这个心理游戏,此后多年把桥牌当作一种神秘的信仰。为了不让初学者觉得乏味,张旭经常讲到一些桥牌趣事,比如传说中的著名厕所三无将,上海唐氏兄弟在牌桌上处变不惊,华西老教授们的桥牌传统等等。张旭在讲座中只谈到了自然叫牌制,并且是最传统的自然制。他推崇朴实简单的叫牌体系,不建议用太多花哨的约定叫。张旭对打牌讲得不多,照他的说法:七分叫牌三分打牌,似乎打牌是件相对容易的事。毕业后至今我打了八万多副网牌,渐渐觉得其实打牌在桥牌游戏中更加重要,一对牌手合作几十副牌就能在叫牌上达到默契,然而打牌却需要自己和搭档的天资和勤奋,经过大量艰苦训练才能偶尔打出一两副名垂青史的好牌。

  30年过去,张旭现在仍然活跃于中国桥坛,四川省和全国的很多比赛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张旭算是我的桥牌启蒙教练之一,其他三位教练是83级的师兄彭冬平、李建、李文元。初学桥牌的时候和这几个师兄比赛总是输得很惨,第一次赢是在一年之后,1987年暑假结束前我提前了几天回学校,刚好李建和李文元也在,有一天晚饭后大家的牌瘾大发,于是我和刘茂柏搭档对李建李文元,事先约好打20副,贴点赛,输家买西瓜。居然在第19副的时候双方打平,算完积分,最后一副牌开始之前,李建歪着脑袋,用手捋了一下他那标志性的帅哥长发:缪老二,看来要吃你们的西瓜开始变得不太容易了。最后一副我们持19点,刘茂柏叫到且做成一个1NT,我们险胜三点。两位师兄言出必行,放下牌就去大学路买回来一个大西瓜。虽然在贴点赛的输赢中运气占了很大的比重,但第一次赢这两位桥牌偶像级的师兄显得很有里程碑意义,那天的西瓜特别甜。

  我那天的搭档刘茂柏后来成长为一名相当出色的牌手,他曾经获得过福建医科大学和福建省卫生系统的复式赛冠军。刘茂柏牌风沉稳、精细、强悍,很少出现异想天开的昏招,牌如其人,刘茂柏现在是一家2200张病床,日均门诊处方量超过5000张的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如此庞大的一部机器在他的管理下运转稳健高效,得过省市部级的奖励无数,得益于他稳重仔细的人格和牌风。据刘茂柏谦虚地讲他已经多年没有打牌,打牌叫牌都已生疏了。我了解这头桥牌猛兽,他只是在小憩,当他醒来时,将再次无往不利。

 

我印象不佳的老师

 

  一位教我们英语的W老师,同学们都叫他W老头,约50岁,据说早年学俄语出身,二年级的时候教我们英语三班。从二年级开始,我们的英语老师从两位青春无敌的美女变成了一个老头,无数同学心中充满了惆怅、失望、甚至愤怒。W老头和几个同学都有过激烈冲突,刘勇有一次在W老头领读课文的时候纠正他的发音,W老头很不高兴,差点去教务处告刘勇的状,后来刘勇大度地道歉才算了事。W老头也曾经在上课的时候和王大勇闹得不愉快,大勇毛了,抓起书包头也不回地离开教室走了。

  W老头是俄语背景,其英语素养和周玲王恩秀相比显得有些愚钝,有一次他布置作业要我们写一篇短文,我写了看电视的故事,讲了小时候看的美国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Man from Atlantis),他把我写的Atlantis中的s改成c,一字之差,不禁让我哑然失笑。Atlantic指大西洋,Atlantis是指柏拉图描述过的在大西洋中心的神秘大陆大西洲,那片大陆传说已在9000年前沉入海底,电视剧里显然是讲这些大西洲人后来进化成用腮呼吸,在水里生活。我中学时代就了然于心的知识,他一个大学英语教授却一片茫然,英语的书报电影电视显然看得有限。

  不止一个同学反对我把W老头列入不受欢迎老师榜,赵凯说她喜欢听W老头的课;张如鸿说W老头有时候颇风趣,有一次W老头在课堂上要张如鸿翻译一句课文,张如鸿正走神,没回过神来,问:“译成中文吗?”,W老头看着张如鸿道:“你能译成日语吗?”,遂全班大笑;也有高年级师兄回忆W老头鼓励英语基础不好的同学在课堂上大声自信地讲英语。W老头其实还是一个好父亲,我亲眼见过他在学校游泳池的岸边陪着她女儿游泳。如果他的英语能够与时俱进,很可能会被列入最受欢迎的老师榜名单。

 

  另一位老师是C老师,教医学伦理学。其实C老师也算个帅大叔,讲课可能也不算乏味,但是当年我对这种人文学科的兴趣和领悟能力非常低下,听他讲课的时候经常不知所云。像我这样的同学不只一个,C老师的最后一节课在化学楼212教室,那也是我们1987年寒假前的最后一节课。那个寒假是我们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假期,人心已经散了,只有不到一半的同学去上了课。C老师非常吃惊地发现教室里只有40多人,很不爽,依花名册点名,没去的同学期末成绩扣分。我当然没去上那节课,期末成绩仅30多分,搞得C老师都不好意思再扣我的分了。医学伦理学是我大学里补考的第一门课,所以一直对C老师有恐惧感,每次提到其名字都会心里一紧,头皮发麻。

 

  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老师是教我们编程语言BASIC的H老师,H老师很年轻,25岁左右,戴一副黑框眼镜,讲普通话。他其实很聪明,开始上课不久我就发现他在黑板上写ASCII码的时候居然不用查表,128个字符烂熟于心。但是H老师讲课古板,从未见他笑过,或者有类似笑的表情。这门课的考试在九教的讲演厅进行,考的时候停电,成都冬天的早上8点天还没亮,H老师给我们每人一支蜡烛,这是我们5年里唯一一次在鬼影绰绰的烛光中进行的考试,本以为刚好可以浑水摸鱼,哪知道光线不好,连翻书都看不清。我好歹蒙混过关,杨永明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没及格,弄得那年回家过年吃肉都不香。

  那正是计算机科技日新月异、英雄辈出的时代,这门课本可以讲得精彩纷呈、荡气回肠,我很为H老师感到遗憾。

 

  在我这个求学的少年眼里, 这些老师就像一个又一个的演员一样,在舞台上纵情挥洒,而我就像一名观众,在欣赏他们的精彩演出的同时,不知不觉已经深受影响,从思维到行动都已被深深打上“华西牌”的印记。老师们教会我的是日后行走世界养活自己的一门手艺。那5年的经历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安慰,懦弱的时候给我勇气,成功的时候更让我心存感激。

 

2011910 初版

2015920 增补  

戚亚男2015年10月3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