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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吴可杰在华西协合大学

吴大同

 

  还记得小时侯父亲常带我去十竹斋去买字帖;他写字时,常帮他磨墨。当我做地理作业时,他辅导我怎样画江苏省地图,以后还看我画湖南省地图。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儿时的记忆。

  这次到(原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参观,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成都与我真是有缘。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政府为了保存教育精英,金陵大学于193711月开始内迁,经过长时间的颠沛流离,最后在美国基督教会和华西大学的协调下,借用华大部分校舍,在成都华西坝开始了异地办学的艰难历程。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和中央大学医学院也陆续迁入,有五所高校迁到华西坝,受到华西协合大学的热情接待,5000名学生共居一校园,华西坝的校舍和设备被发挥到了极致。各校的领导人有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另外还有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戚寿南。人们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抗战“五大学时期”,史称华西坝five big

  抗日战争时大后方的教育文化中心被评为天地人“三坝”之说,即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和汉中鼓楼坝(一说古路坝)。华西坝因地处天府之国首邑成都,故为“天堂”坝之称;中央大学所在的重庆沙坪坝,因地处陪都故被称为“人间”坝;陕西汉中鼓楼坝(古路坝)因生活条件相对差被称为“地狱”坝。总之,“三坝”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这也是台海两岸的共识。追忆当年父吴可杰随金陵大学来华西坝读书,促使我去检索资料和考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首先,整理已故人简历与华西脱不了干系:

  吴可杰(1923年7月—1987年6月),男,江苏无锡人,1941年就读于金陵大学经济系,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1944(大三)于金陵女子大学任教、并受聘吴贻芳在金陵女子大学作客座讲师;1952年院系调整去上海同济大学建工系教统筹学,1964年去安徽省歙县劳动,1967年去同济大学图书馆外文期刊室;1979年南京大学经济系教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兼任江苏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副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九三学社成员。曾到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利亚(社会主义阵营)东欧三国访学经济学同行。1982年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指导所带研究生连成平,该生毕业论文《全国纺织系统规划决策模型》获江苏省第一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19834 月任政协江苏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85年南京大学商学院首批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经济计量学——理论与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获省社科联二等奖。1987年肺癌去世,享年65岁。

                               抗战时期吴可杰在华西坝当足球裁判时留影

 

 

吴可杰在工作

 

其次,追根溯源,我身不由己的一生也是与华西坝有间接关系。1942年,父亲在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学习时,响应民国政府抗日号召,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并在美军成都机场、昆明机场作了3个月的翻译。这相当于现在义工行为,可盛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地打洞”的文革年代,却被认为是个人最大的 “历史问题”,为此吃尽了苦头;不仅如此还改变了我这个做儿子的人生轨迹,去了内蒙古鄂尔多斯插队13年,进而连进大学门的机会也被剥夺了,成了我人生前进的拦路虎,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文革有大串联一说,与同学一起去了上海四平路44号的同济大学。看到的是父亲门上用白纸贴的楹联(含横批),其内容竭尽污蔑漫骂之能事。面对“可杀不可辱”之事,父亲很淡定;我先是吃惊,继而动魄,心头惊悚不已。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他受到的“制度性侮辱”和“日常性侮辱”真是不堪回首。值得一提的是,事后父亲把我在同济的吃住开销全还给校财务。

最后,是他读书时留下的精神财富。抗战时资源紧张,上课全靠笔记。这是他在上经济学时所做听课笔记,全是外文的,其文笔丝毫不亚于外文系学生。父亲吴可杰在华西读书用功、成绩优异,得到华西坝五校师生共同认可,由此华西坝的金陵女子大学吴贻芳校长给这位还是金大经济系的三年级学生,破格发了讲师的聘书,请他课余兼课。聘书若留至现在,定是我手上不可多得的传家宝,若有某博物馆要征用,我一定捐献,但磋跎岁月中被抄家丢失了,十分可惜。总之,这些足以说明与成都有缘,与华西坝有缘,与川大有缘。

 

吴可杰当年在华西坝读书时的笔记

 

  儿子写父亲,难免有子为父隐的偏向和偏离学术中立性之嫌。但笔者对此有所警惕,力求用事实说话,依托丰富的文献,议论不多,分寸得当,虽带着体温和亲情,但绝无溢美之词。

  罗尔斯有言:“政治哲学的重点是公民社会,而不是政府。”沿着这一思路,中国哲学的任务即在于,为中国公民社会的诞生、运行和保持提供理论辩护,且在此过程中,为持有不同主张的公民进行公共对话提供平台,使他们以理性沟通的方式,了解彼此的生活计划及政治诉求,从而为建设一个良序社会而努力。在写此文时,思考一下为什么读书,即读书是为了什么?读罗尔斯的《正义论》后感到,现代中国最稀缺的是公民精神,最需要的是构建公民社会。为此,学校应以此为重任;对孩子的教育也应此为要。如果说,从母亲那里继承的是坤柔和宽容的宅心仁厚的美德,那么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是仁的刚毅果决、不协流俗、浩然正气的一面;是乾刚的一面。

  找出他上课记的笔记,发现笔记上的文法、书写可与外文系的学生比一高低,可谓漂亮、认真,使人感动。我为父亲感到自豪。他的精神产品虽未藏于名山,却想传于后人。我郑重地把这本笔记留给川大任教的女儿。

 

本文选自南京大学出的《履痕杂忆》第213页,第五篇蓉城札记,第十二章“蓉城小居”第三节

戚亚男2016年9月21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