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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华西情——记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教授

 

 

        始建于清末民初的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坐落在四川成都华西坝,是一所由美国、加拿大、英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创建的一所包含文、理、医、牙等综合性大学。其校园建筑中西合壁,风格独特,被誉为中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歇山式大屋顶配以青砖黛瓦,大红立柱,一派气势恢宏,古朴巍峨;飞檐斗拱饰以龙凤鸣禽,神兽图腾,尽显清雅别致,温厚凝重;中式彩绘栋梁和西式素色浮雕相映成趣,美不胜收。晚风拂过,钟楼上悠扬的钟声掠过茂林修竹和芳草绿茵,回荡在十里古城的苍茫夜空。陈寅恪先生诗云:“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正是暮霭华西坝的真实写照。

        1951年,共和国成立后,学校收归国有,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更名为华西大学。次年,在全国大学院系调整中,校内的文、理等学科划归省内有关各校,华西大学成医科大学,更名为四川医学院。1985年,四川医学院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2000年华西医科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并成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在几十年的开拓发展中,华西坝被施以改头换面的易容大手术。伴随水泥森林的狂野长势,一座座气势宏大的高楼拔地而起,华西坝的“坝”日渐萎缩及至不复存在。除主体教学楼外,散布于坝上的小洋楼几乎尽数消失,只有三座小楼被保存下来,代之而起的是壮观的各医学大厦:校北路矗立起口腔医学院,校南路建起妇产儿童医院,校西路竖起法医楼,足球场变成职业病防治院,护士专科学校的旧址上修起了继续教育学院……

       楼房不复存在,与它们一起消失的还有绕廊环楼的七里香,台阶下争奇斗艳,四季更替的玫瑰、蔷薇、月季和栀子……那些在风中颤巍巍摆动的紫薇,小溪边列阵的木槿和夹竹桃,更有那苍翠葱茏的森森林木……寒梅香残,杨柳生烟的春日已成记忆,桂华皎月,木樨飘洒的秋日已成梦境,昔日的华西坝渐行渐远,惟留下几代华西人的痴痴不了情和触动他们忆旧感怀的悠悠神思。

       在这一众怀旧情结难解的老华西人中,在遥远的北欧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位白发皓首的耄耋老人正用他睿智而深邃的目光深情地凝视着这片土地。苍然回首间,生命穿越时空,回到他久久萦怀的美丽故园,几十年的缤纷华彩在眼前流淌,他细细捡拾着他人生的黄金岁月,回味着他青春体验的点点滴滴,历数着他发端于瑞典乌普萨拉,精进于华西,光大于世界的终身事业,追忆着他在这里收获的师生情、爱情、友情和亲情。他就是著名的瑞典汉学家,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主席,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教授。

200712月,马悦然回成都参加“吴一峰百年诞辰画展”开幕式。戚亚男摄。

 

  1948年,24岁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语言学大学生GÖran Malmqvist(中文名马可汗)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被他的老师,德国汉学家高本汉派赴中国四川调查方言。其间辗转于重庆、乐山、峨眉,最终来到成都,进入华西协合大学,师从该校文学系主任闻宥教授研习中国语言文学。

  华西坝,广益大学舍里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内(中国文化研究所开办之初临时借用天竺园里的庚款讲座教授宿舍小楼办公,之后就搬到广益大学舍,现为四川大学华西幼儿园。闻宥等教授任然居住在天竺园里。),年轻的汉语语音学研修者马可汗见到他儒雅温厚的老师,时年49岁的闻宥教授。

 

 

       闻宥,上海松江人,才华横溢,学富五车的著名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少年时期即在文化学术界崭露头角,16岁就以《怬簃诗话》一文在南社引起宗唐学宋论战。与这位稚嫩少年才俊论战的,竟是久负盛名的南社主任柳亚子。1920年至1925年,闻宥任职《民国日报》和商务印书馆,之后历任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协合大学等校教授和设立于华西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1951年后兼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并任四川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为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通讯院士。1957被划为右派,19859月病逝。

       闻先生毕生致力于汉藏羌系语言文字及古文物探究,首创对字喃,羌语及古铜鼓的研究。著有《论字喃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读爨文丛刻兼论爨文之起源》、《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汉语鸭鸥鹜三字的层次》、《古铜鼓图录》、《羌语比较文法》、《保罗译语考》、《评托马斯南语——汉藏边区的一种古语》、《论民族语言系属》等论文,并主持编写了《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

        闻先生以良师益友的诚挚接待了这位欧洲弟子马可汗及其同修——来自伦敦大学的另一研习者西门华。“马可汗”这一中文名让闻老师好一阵思忖,“可汗”,让民间联想到古代北方大漠横戈跃马,铁蹄犯境的蒙古“可汗”,多少为百姓忌惮,于是根据其本名GÖran Malmqvist中“”的瑞典读音“yu”为其更名“悦然”。

       自此,马悦然与恩师朝夕相处,情同父子。自然完美的语言环境及其超人的语言天赋,使他原先停留于书本的“哑巴汉语”在短时间内操练成熟练的四川话,以致五、六十年后,华西的老人们仍记得那个叫“马洋人”的瑞典小伙子总说一口俏皮的四川方言。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这座二层小楼内,他沉醉在闻宥、陈寅恪、钱穆、吕淑湘、韩儒林、刘朝阳、刘咸、李方桂、董作宾……等鸿儒大家营造的浓厚学术氛围中,遨游在文化精髓的海洋里,焕发着对四川方言学习的最大热情。闻先生的智慧启迪和他的勤奋努力使他学有所成。他的第一篇方言论文在闻先生主编的Studia Serica上发表。在华西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学习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两年后,他因语言学研究成果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启了他70余年的中国文化研究生涯。

 

 

1949年,闻宥在天竺园里的住宅门前留影,由马悦然拍摄。选自《另一种乡愁》

 

    语言学之外,闻先生引导他一步步迈进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殿堂,以极富创见的阐释展现宋词的迷人魅力,以殷墟文化,汉代砖雕的研究揭示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华西坝短短两年的研习,在马先生终生耕耘的汉学研究生涯中只是一瞬,所学必定有限,但却是他生命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他瑞典式汉学和中国式汉学承上启下的转捩点,它让高本汉教授指点学习的《左传》、《十三经疏注》、《公羊传》、《谷梁传》和在乌普萨拉修学的《道德经》、《庄子》回到本土,更接地气而不仅玄妙,让他感知这些古老而艰深的文字的渊源,由来和发生。其中《左传》所载公元前722年至468年的真实历史凸显其史料价值,最让他由衷感叹。所有的解读都基于可触摸的历史背景,人文精神和传统文化,所有的典籍都能在这里找到更厚重,更温暖,更明晰的诠释。

       华西坝上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国学探究活动蜚声海外,令世人瞩目。李约瑟、海明威等纷纷来校讲学,爱因斯坦,罗素亦致函表达沟通中西的意愿。华西坝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坚固桥梁。马先生应是穿梭于这座桥梁的文化使者。

       丰富多彩,严谨缜密的学术思想滋养着他,学问之外,中国文人又以其高尚的人品文品和精神境界向他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通过陈寅恪赞闻宥“君化无用为有用,我以小巫见大巫”的诗句和闻先生对陈寅恪“学植深厚,远过其所写,平时闲谈,往往有极精之深意,皆未写出,今已不传,殊为可惜”的评价中,窥见中国学者的内敛谦恭,惺惺相惜,感受到儒家文化的道德力量。所有深厚的学养都植根于这种人格基础,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底蕴和精华所在。

       可以想象,如非被限时(两周)离境,倘马先生能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研究所浓郁、清新、宽松自由且国际化的学术环境中,倘所有的典藏未经文革浩劫,而闻先生并未被封冻22年且能持续与弟子切磋交流,即使没有西方优越的物质条件,马先生的研究触觉也能深入到中国古今的文史哲经诸领域,也许更有远超他现今奉献于世的文学译著近千部,他的文学论著或许不止现今的200多种,他的《俳句百首》、《另一种乡愁》或是别样文章,又一种风格。他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他的“第二个故乡”(马先生语),伴他度过黄金岁月的广益大学舍里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从此深藏记忆,让他终身魂牵梦萦。

       华西坝的研修为他提供了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性认识,而多次来华的广泛游历又为他提供感性认知的基础。初度入川,跋涉在巴山蜀水间,他阅过民间世态百相,了解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的人生境遇和生存状态;而嘉陵江波涛中传来的“川江号子”又让他听到苍凉、粗犷、叹息和渴望;峨眉山报国寺小和尚,即使在清规戒律约束下不泯童心童趣,让他感动,让他与他们分享种玫瑰花和捉萤火虫的快乐,并悲悯地为茹素的小和尚们买炼乳补充营养;他听到过解放军入城的炮火,看到过“跳弹飞来飞去”……他广交朋友,上至巴金老舍,下至“见过大阵仗,啥子都不怕的厨子老张”,而当他的脚步穿行于京城的大街小巷,胡同牌坊时,国家政治中心的权力和威仪又使他震撼……广泛深入的社会接触使他领略到东方人的思想蕴涵,了解他们的精神和灵魂。这是他作为一个高产的翻译家和作家拥有的坚实的人文基础和文化背景,也是他作品生命力之所在。

        两年间滋养的华西情愫让他视华西坝为心中的故园,视成都为第二故乡,中国则成为他的“第二个祖国”(马先生语)。东方文化因素由此植根心际……从字词句延展到文化内核和文化基因。他沉迷于东方文化的瑰丽多彩和博大精深,汲取着它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以致终生都在东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交错的謼隙间为中华文化争取一席之地而艰难拼搏。他相继用英语和他的母语瑞典语译介中国各时代,各时期的文学代表作。即使在众多中国文人封笔期,在中国文学的几乎空白带,以中国文化传播为己任的他,仍然译出老舍作品《普通病房》,现实让他最终只能将视线投向民国文字,或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哲学中找寻中国文化的真谛。他译介的《西游记》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魔幻境,表现了东方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精神追求,而《水浒传》则以绿林起义的失败揭示了北宋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世事的悲怆沧桑;他译《道德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春秋繁露》、《春秋三传》,展现中国先哲的高度人生智慧和思想机锋;他也译介唐诗宋词(十卷)、南北朝诗词、辛弃疾词、及陶渊明、欧阳修的诗文,并上溯到先秦时期的《诗经》、《离骚》、《乐府》》……借以传达中国古诗词的文思意象,神韵风骨,寄兴情采。他的译介贯穿古今,在民国作家的作品中,他推崇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欣赏她文字的温馨含蓄,该篇译作让世人感受到童真水晶般的纯洁,幼稚生命对亲情的依恋,对离别的哀伤,以及冲破世俗藩篱,对平等博爱的追求。他最钟爱的《边城》(沈从文),则是另一首吟诵在远山碧云间,美轮美奂的凄婉爱情颂诗。他的译文向世界叙述了湘西吊脚楼下,迷蒙烟波中真挚美好的人性和自我牺牲……及至1977年以后,大地开始回暖,文化荒漠上冒出点点新绿,他又才得以向全球推出他的代表译作,其中张賢亮的《绿化树》,作为反思文学,描绘了贫瘠的黄土荒原上,被畸变社会摧残的人生,展示了在饥饿和高压政治蹂躏下,人性到兽性的退变,剖析了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知识分子被毁灭的扭曲灵魂,刻画了生死存亡中自我救赎的艰难挣扎,也讴歌了下层劳动者的同情,质朴与善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译出李锐的《厚土》、《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他注意到作者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叙事手法,感慨其描写的后文革时期的吕梁地区乡土生活:饥饿、愚昧和固化的文革理念催生的痴迷、狂暴和躁动,兼以知识分子的沉沦、麻木和非反思状态,致使文革意识形态得以在当今社会的一定范围内延续,表现出文革破坏力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甚至在李锐陪同下亲赴山西太行农村考察。这同一时期,当北岛、顾城、商禽、杨牧等当代诗人的作品展现的思想活力深深感动他时,他的译笔又转向诗作,他一生先后向世界文坛推出近100位诗人,完成诗集、诗选数部,其中包括《毛泽东诗词全集》。他认为文学作品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他的目的就是坚持以基本的人文价值观和普世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客观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各种思想和文化。作为对清末及民国文学研究的梳理和总结,他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四卷,收录文学作品数百部,促进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也是他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译作之外,他本人则以中文作品《一张牡丹画上的六首诗》展现他的学术造诣,艺术鉴赏力和中国历史文化知识水平。作为孤独的中国文化传播者,他寂寞而执着地守望着东方的文化星空,倾心为中国文学辉耀于世界文化长廊助力,但他毕竟势单力薄,在遥远的西方,他也经历过呕心沥血而黯然败退的心酸。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唯一的中文评委,他曾为已故的沈从文先生争取该奖项失败,流着泪从会议室退出。他悲伤于他推介的失败,遗憾沈先生逝世错失诺贝尔奖,他痛心于失去中国文化为世人了解的又一次机会,他抱憾于中国文人最本质,最透明的思想表达与世人擦肩而过……在推广中国文化的种种努力中,在他终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事业中,他一直秉持着赤诚的中国心,努力拓宽人类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边界,揭示这一古老文化的真正内涵。正因为他的不懈努力,中华文学最终实现诺贝尔文学奖零的突破,中国人终于登上诺贝尔领奖台,结束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长期被游离,被边缘的状态。

       两年的学习让他与华西坝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结下一世的不解之缘,也让他与闻先生结下跨世纪的师生情。1956年,马先生重返中国,此后两年任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彼时闻先生已调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并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师生二人分别7年后在北京晤面,畅述别后种种。随后,闻先生身陷管制,马先生亦于1958年离职回国,潜心学问,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澳洲国立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在忧念中与闻老师失联达22年。但珍贵的友情是跨越地域障碍的,海天相隔,他们却彼此牵挂着,思念着,珍藏着在华西坝的美好记忆并于1979年闻先生右派平反后再次相逢。

       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中刊载了张永言编辑的88封闻宥先生遗札,其中有8封提到马悦然先生。

       1979815日:“承告马悦然兄正在成都,不知目下已离蓉否,渠爱人想亦同来,如兄晤面 ,请告以详细贱址,同时请其先期来函告之为幸,他关于‘公羊传’,‘谷梁传’近作,不知登在何处。”

       1979年末:“马悦然最近寄来大批reprints,知其潜心古代研究,确为高本汉接班人。‘公’、‘谷’两家在西方文献中几乎是空白,所以他的一番努力并是。”

        198093日:“从马寄来的抽印本看,香港中文大学还出过两本纪念文集,一本是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是祝贺H.G Green的,马有文;一本是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是祝贺柳无忌的,马有书评。”

       1982年秋:“八月间,会议期间,在会中曾晤马悦然兄,匆匆一谈。”

       1985620日:“马悦然最近来过,匆匆即行,未去成都。”

       从遗札看,闻先生逝世前三月还晤面马先生,可以说,这对师生的旷世友情伴闻先生走完一生。蹉跎半生的闻先生在沉寂22年复出后的第一年就关注着马先生,对他勤奋治学的精神予以高度评价,对他获得的学术成就倍加赞扬。马先生的学术声誉名扬四海,远超其师,这让垂暮之年的闻先生深感欣慰和骄傲。

       闻先生离世让马先生悲痛,他深情撰文,称与闻老师的友情是“稀世之珍”并“将永远珍藏(对)这位老友的记忆。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最好的人。”哀思让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闻先生家人,他关切地向知情者了解闻先生儿子们的行踪和生活状况。闻先生的西去也让他更加怀念昔日的华西坝。

    马先生离开华西坝60余载,始终心系华西,向往华西。突一日有消息传来,天竺园(闻宥等教授居住的旧址)即将被拆除,这让他震惊和痛惜。他曾焦急地以电邮向华西坝知情者了解详情。千山万水之外,他除静观其变,别无他策……那是他国的城建计划,他无法干涉。他只能默默祈祷上天广施法力,保住遥远东方那片曾经的净土,留下他心中永远的思念。之前回蓉所见,天竺园里的旧址完好如初,尽管旁边的校北路6号、8号和9号早被夷为平地,为口腔医院的诞生而捐躯,这座小楼却岿然不动,在紧锣密鼓的拆除风雨中挨过了好几年,虽陈旧,但实体尚存,也令人庆幸,使人宽慰。如今,仅存的慰藉即将化为乌有,马先生不由失落。

 

    2013年在天竺园原址上重新修建的庚款讲座教授宿舍,被定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位于小天竺街。戚亚男摄于20175月。

 

       与马先生同样揪心的还有当年中国文化研究所诸教授的后人们。闻先生之子闻广,经济学家杨佑之之女杨正予及吕淑湘先生之子眼见拆除不可避免,即联名上书成都市政府要求保护历史遗存,并很快得到相关反馈。2013510日,《成都商报》载文称:“……目前,这栋70多年的老建筑正在修缮中,将成为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有望成为小型陈列室或博物馆,面对公众开放……”这安抚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后辈们,杨正予代表众人执笔致函市政府,“感谢成都市人民政府做了一件大好事,感谢市房管建设等相关部门卓有成效的工作……”

        然而,因种种原因,天竺园中国文化研究所遗存最终被彻底拆除,代之以一座二层楼房,虽难于重现当年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历史风貌,但因之前此处曾被媒体称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且被列为成都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也多少开解了后人们的缅怀情结。父辈的名誉权和生存权被无端剥夺,学术生涯被无端终止,风烛残年的儿孙们在长期的苦盼中,望眼欲穿地等来了为先辈正名的一天,等来荣誉的回归,为泰斗们树丰碑的一天……虽然真实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已不复存在。

       远在千万里外的马先生正为天竺园的拆除而伤怀,又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的存在而略感欣慰时,他收到寄自华西坝的照片……在“旧址”上矗立的建筑物上找不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曾经的信息……岁月的长河冲刷而过,带走了那些博雅精深的学者,也带走了他们丰富多彩的文化思想和独树一帜的学术见解……但这座楼房,作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替代品,仍唤起他遥远的回忆,带着些许伤感,温暖地拨动着着他追思与怀念的心弦。

       中国文化研究所消失了,但它的“旧址”仍唤起久远的回忆,这在“拆毁”风靡的当下,实属不易,更何况它能显耀于与文学无涉的医科大学……历史不会风化,得益于文化脉络的延续,得益于多元文化的包容,也归因于记忆的永不湮灭和情怀与感念的永存。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唤起人们对70年前的文化生态的思索,更加深人们对它的留恋与追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那些文化开拓者们早已远行,但中国文化研究所内浓郁的学术气氛仍萦绕在华西坝上,那些久远的人文气息仍飘洒在21世纪的电子世界中,那些艰难而精湛的文化研究仍延展于浮躁功利的文化追逐中,那些渊博而通达的学者们仍以他们睿智的目光注视着世间的云卷云舒,仍以他们清醒的头脑在思索着,诘问着,仍张扬着学术大旗对文化行者们敦促着,鞭策着……心系天竺园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马先生也许早已释然,并平静地接受它的消失和重树,接受时代变迁和文化遗存间的残酷矛盾,直面岁月流逝的沉重代价,无奈地割舍着心中美好的回忆,继续低吟他的“另一种乡愁”。

    华西后坝上另一遗存——“可庄别墅的消失同样让马先生惋惜嗟叹,那是先生亡妻陈宁祖娘家。华西坝人所谓可园,马先生称为可庄——以陈宁祖父亲(化学教授陈行可)和母亲(四川省立女中校长刘克庄)之名命名。当年研修于华西中国文化研究所时,马先生与同门师兄西门华借住在这座陈家私宅,在这里结识了聪慧美貌的陈家二女儿宁祖。在为陈宁祖辅导英语的过程中,两个年轻人相知相爱。1950年,马先生被限时离境,与宁祖依依不舍的彻夜长谈后,取道广州到达香港。罗湖桥头焦急地等待了几天后,迎来了他美丽的新娘,终于和陈宁祖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结成了事业和生活上的美好伴侣。

 

                                         1950年,马悦然与陈宁祖在香港。选自《另一种乡愁》  

 

  和中国文化研究所一样,可庄也是马先生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他在那里收获了爱情,完成了由稚嫩到成熟的人生演化。他有了文化研究的帮手和处理生活琐务的贤内助,有了支持他潜心学术的语言文化背景和精神力量。然而天妒良缘,执教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陈宁祖终因癌症不治,撒手人寰,抛下了执爱的丈夫和儿子们,放下她热爱的教职,驾鹤西去,令马先生悲痛欲绝,并一度搬迁到亡妻墓地附近居住,欲与之心魂相牵,朝夕相守。他苦苦地寻觅着,呼唤着:我的心呢,我的心在哪儿?真正的爱情,爱人的笑属于我,泪也属于

我/天空的星星是死者的眼睛么?爱人!你在哪/天色渐暗,让我拉着你的手,我们快到了。

     对中华文化的刻骨铭心,对中国文字的眷情无限,对东方之美的爱意缱绻……中国情思无法释怀,在马先生胸中延绵泛滥,他终于迎来了命运的再次眷顾,上天把文雅秀丽,冰雪才情的台湾媒体精英陈文芬女士送到他身边。经过几年恋爱,二人终于牵手,再次成就一段异国姻缘。马先生在中国遂有两个故乡——台湾的家乡是他寄情华夏,与痖弦,洛夫,商禽们探讨当代诗作的新家。而大陆的可庄却成为他永恒的记忆和心中永远的思念。

     陈文芬先生用“悦然返乡”提及马先生的成都之行,表达了这位东方之子的殷殷故乡情,成都情,华西情。而马先生则在他著名的《另一种乡愁》中,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用成都方言记叙着在华西坝,在乐山,在峨眉的似水流年。他的思绪流连于可庄,他的记忆萦绕着闺中宁祖的美目流盼,他心驰神往于3米高墙外的朝阳皎月,沉迷于鸟语花香,蜂蝶纷飞的梦幻美景,他似乎闻得到满园的果香,看得到被果实圧弯枝头的几十株桔树和苹果树在风中摇曳,他忆起陈家慈悲的厨师老张义释窃賊,想起叫“拖泥”(Tony)的小狗和不叫“带水”的小狗“棒客”……

     温暖幸福的回忆充塞着,无尽的眷恋在胸中流淌着。时间推移,记忆被沉淀过滤,生命历程中最精彩的宝贵片段被浓缩,从悠长朦胧的回眸中被投射出来,可庄岁月被定格于他脑海,成为一幅色彩斑斓的温馨画卷。然而,千山万水之外,一切良辰美景都无法再现,所有的春风秋雨都无法复制——可庄早在陈行可先生被划为右派时被收归国有。“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欲回可庄,只入梦乡。

     饱受寂寞乡愁煎熬的马先生满怀对可庄的不解之情,于1979年省亲返蓉时,向有关方面了解可庄的下落,并向正在执行“私房发还政策”的有关部门申请可庄发还。他想回到他他青春记忆中的神话世界,回放他逝去岁月和金色年华的影像。

     结果并不如意,他被告可庄仍由国家经租。有关当局认为可庄曾是前右派分子陈行可的私产,当年对其实行没收,也是执行当时的政策。法不溯及既往,应尊重历史,避免纠缠特殊社会背景及政策因素下遗留的历史问题。事实上,因种种原因,所有原房主几乎无人被执行私房发还,何况可庄面积早已超过私房改造(归公)起点100m²,即使不被没收,也应交由国家经租,其产权性质应明确属于国家所有。按中国国家法律政策,这种国家公有的权力始终是唯一合法的权利。

     满怀浓烈的乡愁,,带着对可庄的深切回忆,马先生返回瑞典。不久,可庄被拆除,象流星划过遥远的天空,无声地消失在华西。

     光阴荏苒,可庄终被刻成一座沉重的雕像,静静地伫立在这位汉学家的心低深处,他只能“空梦可庄,认取可庄道”。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马先生再也走不回昔日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再也寻不到可庄的踪迹。

      笔耕不辍,华发萧萧的马先生只能在笔端用无尽的思念凭吊往昔的华西,书写他的世纪华西情。

2016年8月 写

 

戚亚男2017年5月5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