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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邓胥功  

     

    邓胥功,字只淳,四川巴县人,生于18881月。1902年人巴县正蒙公塾,1904D:\老川大栏目\老川大\A\A010a\01.jpg年入重庆府中学堂,府中学堂监督童宪章,教员杨庶堪、朱蕴章等,均系革命党人,在童、杨等人的影响下、邓胥功于1906年赴上海加入同盟会,主盟人为但想懋辛。

  1907年,邓胥功赴日本,人预备学校,同时担任同盟会四川支部长,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夫人余茂一来日,入东京音乐学校学习,亦加盟从事运送武器的掩护工作,1910年,邓胥功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邓胥功从日本归国,任总统府秘书,不久,再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1915年,邓胥功从东京高师毕业归国,受聘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主讲教育学,同时担任《四川教育》杂志主编。1918年,杨庶堪任四川省省长,高师校长杨若堃奉派出国考察,邓胥功以教务长代理高师校长。

  邓胥功在代理高师校长期间,以两大建树见称。一为改变教学环境,将校址由盐道街迁回皇城;一为开辟学生教学实习场所,创办附属小学,亲兼校长。他提出的附小办学原则是:注重德育、发展智育、开展体育、培养爱国思想和民族自尊心,主张男女平等,他把“做一今堂堂正正的人”定为校训,认为品德必须从小培养,应做到不偷不盗,不淫不乱,但更重要的要有大志,能为人类作贡献。要求扩大学生知识面,适当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教师应循循善诱,使学生感到读书的快乐。他把学生的自习室命名为台湾、琉球、旅顺、大连、香港、澳门,教育学生反对帝国主义,不忘国耻,收复失地。由于邓胥功坚持上述治校方略,高师附小办学成绩显著,经全国教育会评选,名列第一。邓胥功在代理高师校长期间,很重视体育活动,1920年,全川首届运动会,高师及附中、附小,分别获团体第一名。附小的跳高、跳远及球类运动,更为全川小学之冠。

  1922年,吴玉章继任高师校长,倡导学习国内文化教育发达地区及外国尤其是苏俄的经验。1923年,邓胥功受派率高师三年级学生赴省内外及日本考察教育工作,历时近半年,1924年,又取道莫斯科到德国从事教育考察,1925年返国。

  1925年,邓胥功受聘为暨南大学教授,兼师范科主任,他整理历年讲授与考察的心得,撰写了《教育学大纲》上卷及《教育通论》,由上海华通书局、世界书局出版。《教育学大纲》兼采中外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有关学说,西以近代在欧、美、日本及我国影响较大的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学说为主要依据,涉及人生哲学及社会、经济、生物、心理、生理学等领域,注重学校教育新理论、新研究成果的介绍推广,而对苏俄教育状况的介绍尤力。

  1931年,邓胥功由沪返川,任成都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同年,三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后,任四川大学教育系教授。1936年教育系创办《教育半月刊》,邓胥功发表多篇短评,抨击当时教育界的各种弊端。

  19365月,四川大学成立了以任鸿隽为主任的国立四川大学国难教育委员会,每周请知名教授举办抗日救亡讲座,鼓励学生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坚持抗战。邓胥功也应邀作了《抗战的前途报告》,鼓励学生在国难中奋。.西安事变后,邓膏功参加了由任鸿隽、朱光潜、黄宪章、谢文炳、张敷荣、程复新、杨允奎等著名教授组成的四川省和成都市“国难教育委员会”,开展战时常识编译,发出《请施国难教育告全国同胞书》把国难教育推向全国,为抗战教育推波助澜。

  1937年,邓胥功兼任四川大学教育系优秀教师。193812月,国民党指派程天放出任四川大学校长消息公布后,邓胥功与四川大学60多位教授联名反对,继而联合发表罢教宣言,在四川大学掀起了一次反对国民党政府专政,争取民主的高潮。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大学师生抗日民主热情不断高涨,学生纷纷成立各种文化救亡团体,邓膏功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并严正批评“学校实行党治”、“民生民主连影子都没有”的事实,还对进步学生活动加以掩护。

  抗战期间,四川省文物不断遭到毁坏,四川大学鉴于四川文物丰富,但破坏严重的情况,函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请求与该会联合调查四川文物。19381125日,学校第11次行政会议通过,决定成立博物馆筹备委员会,邓膏功负责筹备工作,组织人力调查秦汉遗迹,汉晋墓葬,唐代以来的古建筑及壁画雕刻,齐、梁以来的石刻造像,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等。学校师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对四川的古代文物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和收藏保护工作。1941年,四川省博物馆成立,四川大学博物馆将收集的数千件文物全部移交四川省博物馆。1943年开始的王建墓发掘工作,邓胥功也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支持。

  在抗战中邓胥功对川大附小的最大建树就是发起筹办和兴建报国小学。1939年夏季,日寇对成都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轰炸,企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四川大学皇城校舍遭到严重破坏,不久疏散到峨眉继续办学。迁峨的教职工子女和附近山民的子女没有学校可以就读,面临失学的问题。邓胥功和时任教育系主任张敷荣亲手在峨肩山报国寺创办了报国小学,并担任了董事会主席。从学校的选址、征地、校舍兴建、校长选聘都亲力亲为,其间备经艰辛,报国小学得于1940315日正式开学。翌年报经国民政府教青部,更名为四川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自1935年原四川大学附属小学收归四川省教育厅,更名为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后,中断数年的川大附小得以在抗战烽火中浴火重生,邓膏功对川大附小可谓居功至伟。|

  1946年,邓胥功出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从1918年创办高师附小算起,20多年来,邓胥功见证了川大附小的兴衰。附小的课程设置,校长遴选,经费拨付,老师聘任,他都亲自过问,尽力给予支持和帮助,在现在四川大学档案馆,还可以查到当时附小校长萧光贤因附小师资短缺,向邓胥功请求补聘教师的报告。

  为了适应师范教育发展的需要,邓胥功还扩大了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招生的范围,,文理科外,增招工、农院系的师范生,对师范生的课程也进行了重新规划,分必修、辅修两类,以培养一专多能的通才教师,使师范生毕业后对工作有更好的适应性。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省区,为了适应边远地区小学教育的需要,邓胥功请拨专款作为师范学院附小实验复式教学的经费,并请对复式教学富有经验的李仲耕主持其事,对师院成绩优异的毕业生,邓胥功更极力推奖。

  邓胥功不仅把大半生奉献给高等教育事业,还义不容辞地支持私人办学,如紧邻原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民新中学几年之内就办成一所男女兼收、高、初中并具的完全中学,这与他担任该校董事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又如他支持川大进步学生团体“中国教育社”创办桂溪中学,对该校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招生对象都提出有益的建议。1944年,桂溪中学试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颇著成绩,也得力于他的关注。

  邓胥功任川大教育学院院长时,院内曾设艺术和体育两科,后因经费不足停办。抗战初,原艺术系主任赵治昌,体育系主任向志均,在留日同学支持下,发起筹办南虹艺术专科学校,公推邓胥功为董事长,经他多方奔走,校址、校舍等问题都一一得到解决。截至1949年底,十年间,南虹艺术专科学校从无到有,毕业学生达一千余人,为四川省艺术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胥功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1950年,他将历年收藏的文物珍品捐赠给川西博物馆。1952年,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邓胥功调任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授,主讲《中国教育史》。他特别重视先秦时期的《学记》和《吕氏春秋》的教育思想。撰写了《〈吕氏春秋〉教育思想的研究》。

  邓胥功作为老同盟会会员和著名教育家,在新中国建国后先后担任了川西行署委员,川西区人民代表,四川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一至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

  1961年,邓胥功参加了《四川省志?教育志》的编篡工作,对四川教育的历史资料,他巨细咸收,为了核查一条史料,落实一个细节,常常遍捡书刊,四处函讯求证。

  19766月,邓胥功因脑溢血医治无效,在成都病逝,享年89岁。

 

注:本文选自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校史稿》,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