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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际会彰显英才,心怀天下执掌政教 ——黄季陆先生在四川

 

     

   引子:今年(2011)是辛亥革命成功100周年的纪念年,众所周知,1911年在四川发生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历史事件,这场革命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引起中华革命先”的历史作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四川籍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吴玉章、蒲殿俊、黄复生、邓孝可、熊克武、张培爵、龙鸣剑、王天杰、张澜、向楚……,在这些风云人物中,有一位12岁的少年豪杰也名留史册,他就是解放前国立四川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黄季陆。

 

D:\老川大栏目\老川大\A\A011\01.jpg  黄季陆(1899-1985):原名黄学典,曾用名黄陆,四川叙永人。他9岁受其兄长同盟会会员黄寿宣的委派,去监狱探望革命志士,传递消息;12岁发起组织童子保路同志会,登台演讲,慷慨陈词,名动一时;14岁出川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7岁成为孙中山的军事特派员,联络革命活动;1917年,18岁的黄季陆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庆应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政治学;1924年,25岁的黄季陆回国后,参加国民党“一大”;1927年,27岁的黄季陆曾任国立成都大学教授;1943年,44岁的黄季陆出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翩翩美少年,保路敢当先

 

  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四川的保路运动正风起云涌,已势不可挡。这一年,在成都强国高等小学读书的黄季陆才12岁,而他的“革命生涯”已经有两三年了。当年,9岁的黄季陆随兄长黄寿宣到成都读书,这时,他们住在成都西府街的家“已成一革命党人之秘密机关”,而年纪尚幼的黄季陆就奉兄长之命去探望狱中的革命同志,幼小的黄季陆曾多次由狭小的监狱墙洞中出入,传送书信、食物及书报,往返通报内外消息。当时的黄季陆虽年幼无知,甚至不知所送的书信中传递的是什么事,但渐渐受到革命的熏染,“民族仇恨根芽已于不知不觉之间萌发”,正如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言:“其后余之参加四川保路运动,组织小学生保路同志会,被推为会长,其操纵指挥者均为同盟会诸同志。”

  1911711日,有六位小学生模样的少年来到成都铁路公司,手持保路同志会的简章,慷慨陈词,要求给已经集合了三百人的小学生保路同志会以一席之地,表达了以死相拼,参与保路的决心,他们态度真挚恳切,发自赤子之心的肺腑之言感动了在场的大人们。这六位小学生中,为首的就是发起人黄学典、黄斌,其余还有四个小成员,这一天,他们的行动以“小国民大发爱国热”为标题,刊发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十一号,在民众中广为传播。

  712日,铁路公司干事会派颜楷、罗纶、邓孝可等人正式接见了黄学典等小学生代表,面对一群如此年少的小学生,爱护之情犹然而生,他们委婉劝告众少年:“暂且读书,养成大国民资格,备将来爱国之用。”小学生们执意要求集会,以实际行动参与保路,反对卖国,当众人看到童子队的签名册中,竟然有用血书签名的,观者无不叹息泪下!最后,铁路公司干事会终于同意黄学典领导的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登台演讲,参与保路,小学生们热情澎湃,“提议初等小学学堂学生每日每人捐钱一文,高等小学学堂学生每日每人捐二钱,积少成多,助修商办川汉铁路。”这一消息又很快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十二号上做了专门报道,把黄学典为会长的这群保路少年称为“感天地泣鬼神之学生”,给予极高的评价。

  715日,四川保路运动的事态急转直下,当天,四川总督赵尔丰秘密逮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领袖人物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等九人,软禁在督院街“来喜轩”内。成都市民闻讯,“家出一人,扶老携幼”,纷纷出动,包围了总督府,要求放人。在这个男女老幼组成的上千人的请愿队伍中,黄学典带领的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的成员也参与其中,和市民一起在总督府的门前“环跪痛哭”,毫不畏惧。赵尔丰当日竟下令开枪屠杀手举光绪皇帝牌位的民众,当场击毙数十人,制造了“成都血案”。据《黄季陆先生小传》所记:“七月十五日……赵尔丰令军队开枪,杀死请愿群众数十人,学典亦在请愿人群中,幸安然脱险。”

  可以说,少年黄季陆已因此“名留青史”,完全当得起“少年豪杰”的称谓,有诗盛赞他在四川留下了这一段浓墨重彩的人生:

“巴蜀翩翩美少年,

曾倡保路著先鞭,

官衙直入无人境,

血气奔腾薄九天。”

 

峨眉初接任,金顶大会餐

 

  1939年春,日军敌机屡次的轰炸蓉城,国立四川大学所在的皇城校区遭到轰炸,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学校决定将师生迁移到三百里外的峨眉山。佛教圣地峨眉山秀甲天下,是为讲学读书的理想之地,19399月,川大师生在名山古刹中安顿下来,恢复了教学。

  1943年,黄季陆受命接任川大校长时,抗日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胜利已初见端倪。123日,黄季陆赴峨眉山接任,向师生宣布了学校将从峨眉山返迁成都的决定。黄季陆理解山中近4年的学习生活,师生们与这座天下名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他听说有许多同学还没有上过峨眉山的最高峰金顶时,认为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应该得到弥补,于是他倡议全校师生集体登山,在金顶举行一次大会餐,这使在山中困守了多年的师生欢呼雀跃。聚餐原本是小事一桩,然而一千多人要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金顶大会餐,就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了,众所周知,山上几乎所有的食物蔬菜都是从山脚运上去的,仅搬运一项事物就颇费人工。黄季陆首先拨给此项活动的“赞助费”,把筹备的诸项工作交给了学生会,学生们马上行动起来,积极走访寺庙僧侣,请求帮助,把素食的采购搬运事务都交给了寺庙,荤菜则由学校伙食团的厨工和身体健壮的同学负担。那一年,冬季的峨眉出现了一幅壮观热闹的画面,只见运输队伍一批接一批,沿着上山的路径分站转运,一时天下名山峨眉的古径小道上出现了浩浩荡荡的挑夫,前呼后应,连山遍野,颇具声势,尤其是和尚挑夫的行列,穿行山间,独具特色,给川大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黄季陆亲自安排的这一登山“盛宴”如期举行,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峨眉山银装素裹,美不胜收,山路虽然阻塞难行,举步维艰,但黄季陆还是兴致勃勃地和学生一起攀登,在篝火晚会上和学生谈天论地,讨论国际时事,其乐融融,这样,“金顶大会餐”使川大师生在峨眉山的岁月划上了一个温情的句号。

 

苦心经营,办“万人大学”

 

  1943年春,国立川大迁返回成都,新校址就在风景名胜之地望江楼附近,这是前校长任鸿隽先生在任时选定的“风水宝地”,占地2000余亩,刚刚竣工的校舍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从峨眉深山归来的师生,318日,正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季节,师生们在幽美的锦江河畔开课了,正如《黄季陆先生纪念文集》中所述,回迁的川大师生“于锦江边上课,教学设备齐全,环境优美,使万余学子,得安心于学。”

  黄季陆从当川大校长的第一天起,就一再呼吁四川大学要“在建国的大业中竭尽其国立大学应尽的义务”,他强调学校的发展要“适应国家的需要”,不仅要使川大成为最完善的高等学府,而且要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学,他的办学目标是在三、五年内把四川大学办成多院系的综合性“万人大学”。怀抱这样一个宏大的教育理想,黄季陆将川大迁回成都后,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扩建校园,扩大办学规模,在他长校的期间,国立四川大学专任教授常年保持在200人左右,其中不乏民主进步人士,如经济系的教授陶大镛、张先辰、黄宪章,农经系的教授朱剑农、刘运筹,外文系的教授谢文炳、刘盛亚,历史系的教授谭英华等,至于森林系的教授李相符,则是当时学校中共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应该说,黄季陆作为国民党的元老和政界要员,能够容纳大量不同政见的进步人士到校任教,其胆量和气度都是值得称赞的。于是,学校再一次出现了名师荟萃的兴盛景象。

  为了实现“万人大学”的目标,国立川大在招生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学校的院系设置也不断扩大。1943年川大迁回成都时,只有5个学院23个系,到1949年解放前夕,国立川大增设工学院,形成了文、理、法、工、农、师6个学院25个系的办学格局,在校师生人数近万人,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

  在抗战时期,四川大学能够在大后方成为“国立大学中最完整的一校”,并在国内大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季陆长校近7年,是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能够在风云不定的时局中运筹帷幄,功不可没。

 

 

始创“夜大学”

 

  在黄季陆实现办“万人大学”的过程中,采用了多层次的办学模式,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学习和进修需要,19442月,他首创了“夜大学”的教育模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接受。

  1944年春季,黄季陆在国立四川大学办起了夜大部和先修班,主要招收对象是渴求新知识的公职人员,他们可以获得和在校大学生一样的学习机会和文凭待遇,修业期订为5年,通过考试筛选入学,成绩合格者授予学士学位。同年秋季,夜大学又设立了法律、中文、商学、教育、英文、新闻等一年制选科,这些学生来自上百个单位,职业各异,年龄在20-40多岁,个个求学若渴,非常积极踊跃,不管日常公务缠身,家事劳顿,都能风雨无阻来学校听课,学习的热情远胜于正规的在校生,人们很难相信,夜大学的招生规模曾一度达到2000余人。

  黄季陆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的这一办学创举是把“阳春白雪”的高等学府向民间推进了一大步,不仅满足了不同职业人员的求知识、求进取的需要,提高了在职人员的专业素质,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应该说,当时全国推行夜间成人教育就是由黄季陆开始的。

  事实证明,在几十年后,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高考制度恢复后,教育走入了正轨,这个办学模式又重新被各大学广泛运用,如夜大、电大、函大等,都为许多在职人员提供宝贵的读书进修机会,也为国家培养了人数可观的有用之才。

 

慈爱“黄妈妈”,苦度“愚人节”

 

  当年黄季陆任国立川大校长时,在新生院的开学典礼上作报告,把川大的学生称为“川大的好儿女”,自己俨然以 “家长”自居,再加上黄季陆身材矮胖,面容慈祥,学生们背地里都戏称他为“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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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愚人节”的那一天,新生院的学生想考验一下黄校长的耐心,一个男生拿起话筒向校长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说新生院出事了,同学间发生械斗,已死了两人,受伤多人,事态还在继续发展,让校长马上过来!当时的新生院在三瓦窑,校本部在望江校区,相隔有三公里远,黄校长听说此事心急火燎,坐着学校唯一的一部吉普车赶了过去,却见新生院平静如常,才知道被学生愚弄了。这个“肇事”的大学生被叫到办公室见校长,围观的同学都为他捏把汗,只见新生院院长厉声责问:“你为何欺骗校长?是谁指使?……”不料那位同学神态自若,从从容容地道:“黄校长称呼同学们是‘川大的好儿女’,同学们都叫黄校长是‘黄妈妈’,今天是‘愚人节’,我想试一试‘黄妈妈’是否疼爱他的‘川大好儿女’。黄校长一得到消息,就立即赶到新生院,说明他是真心疼爱他的‘川大好儿女’的。我冒犯了‘黄妈妈’,愿接受‘黄妈妈’的家法处分。”面对学生幼稚的面容,诚恳的态度,伶俐的言词,坐在旁边的黄季陆脸色逐步由阴转晴,最后就满面笑容地说:“不给处分,不给处分,今后别再开这种玩笑就好了。”他还主动站起来和那位同学学紧紧握手,叫他返回教室听课。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在川大,“黄妈妈苦度愚人节”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黄季陆一生学识渊博,经历丰富,见多识广,他遇事总能举重若轻,往往表现出一种人生大智慧。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反蒋爱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川大师生也加入了这个轰轰烈烈的斗争行列,黄季陆作为国民政府委任的川大校长,他既要维护其政党利益,又要维持学校的教学秩序,毋庸讳言,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是不容易的。黄季陆面对学校师生的革命行为,一般采取劝阻和疏导的方式,希望师生不问政治,以求息事宁人,但当事态激化,当局伤害甚至逮捕在校学生时,他也能站在一校之长的立场,全力保护和营救自己的学生。例如在19476月,国民党的一次全国性大逮捕的前夜,黄季陆在四川省政府的秘密紧急会议上,以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身份,强力主张不要逮捕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并得到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的认可,终于把包括川大师生在内的40余人从已拟定好的“黑名单”上划去,使他们能够在千钧一发之际幸免遇难。再例如,1948年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川大学生为争拨平价米集会游行,遭到军警的残酷镇压,造成了轰动全国的“四·九”血案,逮捕了请愿学生132人,其中川大学生有101人。其时黄季陆在南京出席会议,受命急返成都平息学潮,当他飞达成都机场时,“学生代表数百人来迎,群情激动,数百人痛哭失声” ,三位学生代表迎上去,急切地对黄季陆说:“校长,您的学生挨打了,被抓了!” 黄季陆回答说:“哪个打了我的学生我找哪个!哪个抓了我的学生我向哪个要回来!”于是,黄季陆一面安抚学生,复课恢复学校正常秩序,一面向省政府交涉放人,三天后,关押到最后的15名学生全部获释,大家才松了口。

 

深情难忘母校,落叶终需归根

 

  当年,两岸分隔,离开大陆去台湾的国立四川大学师生有近300人,身在异乡的“川大游子”成立了“国立四川大学旅台校友会”,他们年年相聚,共同回忆在母校度过的欢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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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季陆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1949年到台湾后先后担任要职,不管多么繁忙,他对旅台川大校友总是倍加关怀和帮助,据一位叫汪楷民的国立川大的毕业生回忆,黄季陆在台湾内务部任职期间,一次偶然的工作机会,与黄校长相遇,共同参加会议,“会后黄校长知我两人为川大学生欣喜非常,并邀至校长家晚饭,师母频频加菜的慈祥情况,迄今不忘。”

  黄季陆对川大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晚年倡导中国应统一,特别他担任台湾国史馆馆长后,更主张海峡两岸历史资料公开交流,并通过他的女儿回大陆访问的机会向四川大学表达过“叶落归根”,回校看看的愿望,据当时任川大副校长隗赢涛教授回忆:

  “本人即将当时四川大学教职工所佩戴的校徽一枚及校景照片一帧托戴教授经过台湾时转交,以慰黄校长思念之心。同时表示学校欢迎黄校长在他认为方便的时间回川大看看,最好在19859月四川大学八十周年校庆节,并请为校庆题词和演说,我们将礼貌热烈地接待他。过了一段时间,传来信息说:黄校长乐意回川参加四川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并询问川大领导人对他的题词、演说的内容有什么要求。我们当即答复,一切由黄校长自己决定,想写什么,说什么自便。从这时起,我们盼望黄校长能回故土故园。谁知,一九八五年五月初,我收到了戴教授来信,同时寄来载有‘中国近代史的见证人,黄季陆昨因病逝世’的报纸。噩耗传来,川大校长办公室立即发出唁电,对黄校长辞世表示深切的悼念,为他生前未能重回川大而遗憾。”

  1985年,黄季陆在台北无疾而终,安然谢世,享年87岁。在黄季陆的墓前,国立四川大学旅台校友会为他刻写了《国立四川大学校长黄公纪念碑》,立碑的日期选择的是119日,正是国立川大的校庆日,其碑文中盛赞黄校长宏才大略和对川大的卓越贡献,“以公爱护母校之深,其灵爽当常在望江楼畔也。”抒发了对母校川大的无限深情和怀念。

  2006年,四川大学迎来了110周年校庆盛会,黄季陆的女儿黄香梅女士受邀来到川大母校参加校庆盛典,受到现任校长谢和平院士的接待,代父亲完成了心愿。

 

  尾声: 黄季陆在晚年写文章回忆国立四川大学的岁月,他认为办教育的快乐甚至超过了读书时代的快乐,在他暮年的笔端留下了这样细腻动情的文字,留下了这样温馨美好的回想:“有时将一天的校务处理完毕,在我清洁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窗外是巍峨整洁的校宇,绿油油的碧草,暖烘烘的阳光,见学生们一群群地走向教室,走向图书馆,走向体育场,一切都那么宁贴而有朝气,这时我的心才真正地感到快乐。”

 

  注:该文和照片由“四川大学档案馆/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