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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有声,治学有成 ——向楚先生生平记略

 

谭  红

  

   向楚(1877-1961),字先乔,一作仙樵,号觙公,巴县人。19岁入东川书院,师从赵熙治学,与同学周善培、江庸并称 “赵门三杰”。因学识渊博,精于文字音韵,得到孙中山先生亲笔题赠“蔚为儒宗”的赞词。辛亥革命时期,为重庆地区革命活动的主要宣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辛亥革命后任蜀军政府秘书院院长、四川军政府秘书厅长、四川省政务厅长、代省长、教育厅长等要职。从1928年至1931年,先后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等院校任教授和国文系主任。1931年后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被推为国立四川大学代理校长。解放后,任四川大学教授、川西文教厅文物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曾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所编纂《巴县志》为全国名志,有音韵学、文字学著述多种及《空石居诗存》一卷传世。

 

“赵门三杰”——与大儒赵熙的师生缘

 

  1877年,向楚出生在重庆巴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家境殷实,因热心地方救济事业,在乡里素有名望。向楚从幼年时即聪颖好学,19岁以“宏文高才”考入县学东川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大学者赵熙(字尧生),当时赵熙任荣县县长,兼任东川书院山长。赵熙学识渊博,“诗名满人间”,其书法时称“荣县赵字”,杂糅碑帖之风,浑然自成一家。赵熙还是民国时期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之一,是一个对地方政治文化有影响力的人物。成都市民所熟知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其中碑体一面的字体就是赵熙的书法遗迹,现在此碑仍巍然耸立于成都人民公园的西北角,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向楚为人敦厚聪敏,“于师赵熙跟之最久,随之最近,关心最多,故也为赵熙所最喜爱。”向楚师从赵熙学习“诗古文辞”,手抄口诵,遍读群经,深得赵熙赏识,这也应验了“名师出高徒”那句俗话,向楚与同学周善培、江庸一同被时人称为“赵门三杰”,成就一段佳话,美名流传至今。

  1899年,赵熙以翰林院编修入京供职,向楚也随恩师到北京受学。1901年,泸州创办经纬学堂,倡办新学,延聘赵熙任监督(即校长),向楚也随同前往担任教习(即教员),在他们教过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的知名人士,如吴玉章、黄复生、谢持、曹笃、陶闿等,均对民主革命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成为一代风云人物。

  1902年,向楚乡试中举,这原本是值得读书人欢天喜地的好事,但当时正值乱世,清政府卖国求和,签订了辛丑条约,而皇亲贵族仍然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哪管民穷财尽,国家安危,身处这样动荡黑暗的时代,面对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向楚的内心痛苦不堪,而乡人仍以向楚中举为荣,纷纷前来道喜,向楚漠然地说:“国将不国,我得一举人,何足为荣!”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此后,向楚曾多次进京,后来还在清廷任内阁中书,自称做过“七品小京官”。当时老师赵熙也在京城,其间与同乡人刘光第、杨锐交游甚密,“时人目为新党”。而后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赵熙“忧时怀友”,“诗多书愤”。毫无疑问,向楚在学问和思想上都深受赵熙的影响,深感徒言“变法”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他在苦闷中阅读了各种野史和《国粹学报》等反清书报,在思想上与民族革命思潮产生了共鸣,可以说,向楚在京的宦游生涯为他后来走向革命之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向楚与赵熙的师生之情日久弥珍,晚年赵熙隐居家乡荣县,“布衣粗食,与老农为友”,以讲学为生,向楚与恩师仍然时相唱和,发出“世路饱经为客久,师门老觉负恩多”的无限感慨。当赵熙81岁寿辰时,71岁的向楚写诗贺寿:“天为吾徒留此老,儒林文苑鲁林光”,花甲之年的弟子对老师的教诲之恩与爱戴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体现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典师生关系的美好情怀。

 

“书生毕竟是英雄”——向楚杰出的政治才能

 

  向楚的革命生涯,与同邑好友杨庶堪(字沧白)关系密切,杨庶堪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是首批入盟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又是重庆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向楚与杨庶堪同为巴县人,据《空石居诗存》记载:“杨沧白与仙乔素交好,19061907年间,同任教永宁中学,杨教英文,先生教国文,藉教书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员。”据向楚自述,他参加同盟会是1906年,“得杨庶堪的劝说为多”,他虽然对民主革命的认识还处于启蒙阶段,但基于对密友杨庶堪的信任,认为“他尚不怕,我又何所畏惧。”当年,老师赵熙曾讥讽向楚“趋时”,对向楚的“激进”颇有微词,向楚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欧风美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他们有文化,有企图,有“灭人之国”的危险,所以“不得不攘臂奋发,一争生存”。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1906年,同盟会在重庆成立支部,杨庶堪被公推为负责人。这一时期,向楚与杨庶堪在川南永宁中学任教,携手致力于民主革命,把教育界人士和学生作为革命的发展对象,学生中如张颐、杨伯谦、陶子琛、叶麟、曾缄等,皆先后加入同盟会,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永宁成为川南革命之大本营。”1909年,杨庶堪任重庆府中学监督,向楚也随同到该校任教监(即教务长)。1910年,同盟会重庆支部机关就设在重庆府中学校园内,杨庶堪负责全面工作,张培爵负责运输武器,向楚与陶闿负责文字宣传……,此学堂成为了四川同盟会组织武装起义的指挥部,他们积极配合广州起义进行秘密活动,并为四川保路运动出谋划策,全力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

  191110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1122日,在同盟会领导下,重庆宣布独立并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任都督,向楚任秘书院院长。军政府创立之际,经费急缺,据向楚撰写的《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中回忆:在军政府成立的前夜,向楚受命“带武器,兵二人,即达到大清银行及濬川源银行进行接收”,向楚命令银行交出重要账簿,银行负责人要求向楚出具正式收据,由于蜀军政府尚未成立,无法给出正式印收,向楚马上从皮包内取出一张印有“向楚”二字的大红名片作为收据,将几十本重要簿据全部带走,向楚就这样从容地把两个官方银行的存款共计270万银元接受了,这笔款项折合人民币应该在8000万元以上,蜀军新政府的一切开支便迎刃而解了。读者不难想象,即使处于风云变幻的年代,这个“递名片,取巨款”的故事也堪称传奇,事隔百年仍不减其精彩,向楚非同一般的胆识也由此可见一斑吧。

 

 

“蔚为儒宗”——向楚的学识与胆识

 

  1917年,孙中山电邀杨庶堪和向楚到广东,任杨庶堪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秘书长,向楚为秘书,在这里,孙中山亲笔书写“蔚为儒宗”四个大字赠予向楚,对他的道德文章给予极高评价。1918年,孙中山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向楚任政务厅长。   1924年,应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之邀,向楚出任该校国文部教授兼主任,至此,经历了兵火沧桑的向楚重新回到了教育界,把他的后半生献给了教育和学术。

  1927-1931年,向楚任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并一度代理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在此期间,向楚积极支持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事宜,1931年,“三水汇流”,国立四川大学终于正式成立。在国立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向楚主要致力于研究音韵学、训诂学、诗古文辞等,所开课程有:“说文”、音韵学、“尔雅”、八代诗、三唐诗、唐宋散文、桐城派文、文学史等,教学“旁征博引而信手拈来,立论新颖而论据充分,娓娓道来而如数家珍”,正如向楚的高徒黄稚荃所言:“先生之学,既渊且博。邃於文字音韵,通彻群经。诸子中尤深于庄、老、荀三家。道藏、释典、乐律、词曲、书法、画论,无不精研。”学生中有姜亮夫、陶亮生、殷孟伦、杨允奎、罗念生等,后来都成为知名学者,在各自的行业做出杰出贡献,可谓 “春风万桃李,花满故林园”。

  向楚在1926年和1936年两度被聘为《巴县志》总篡,由于巴县在前清原设重庆府,民国后废府存县,辛亥革命后曾由向楚所在的蜀军政府直辖,虽然定名为《巴县志》,实际上内容包括了原重庆全部城乡在内,所以这是一部称得上鸿篇巨制的传世之作。《巴县志》从清乾隆时即开始重修县志,但因“时局多变,时做时废,”直到向楚受聘为县志总纂后,多方约集同人,订立采访表目,商议条例,谨慎取舍,“处处以良史笔法行之,”终于成就了这部优秀的地方县志。

  《巴县志》是向楚的“心血之作”,至今学者们想要研究川渝地区的风俗历史,向本《巴县志》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向楚的学生们都对先生有一致都认识和评价,认为先生的性情品格“识度洪深,外和易而内狷介”(黄稚荃语),在早期参加革命成功后,“先生执政柄,主坛坫数十年,无一瓦之覆,一陇之植,动机结果,磊落光明。”(陶亮生语)正是这样的秉性与情操,使向楚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学界都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和尊重。

  1932年,向楚在国立四川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非常事件,向楚再一次表现出了临危不乱、处惊不变的非凡胆识和气魄。

当年,四川军阀混战,24军军长刘文辉、28军军长邓锡侯、29军军长田颂尧,三方军队合驻成都,动辄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巷战,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皇城地处市中心区域,文学院当时仍在皇城内(原国立成都高师旧址)行课,皇城内堆垃圾的煤山是全城的最高点,193211月,刘、田二军的争夺战就在皇城内开战,一时皇城校区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文学院的师生迭有伤亡。据《成都掌故》记载,“被围困在皇城内的各学校师生员工,纷纷藏匿砖墙下或床足避弹,几天几夜水米未沾,部分寝室被洗劫一空。”人们都知道军阀是用武力独霸一方的“独裁者”,要和他们打交道是要有胆量的,更何况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个性命攸关、十万火急的难题摆在面前,向楚当仁不让,出面调停。据说当时向楚“急与诸军阀叫电话,呼吁停战半小时,让学生转移避难。”田、刘二人接到这样的电话不胜错愕,但居然也就答应了向楚的要求,于是,刚刚战火纷飞的皇城战场停止了枪火,只见向楚亲自率领三百余名师生,徒步穿过硝烟弥漫的皇城校园,迅速撤离,步行到川大理学院所在的南较场避难,“学生有感动而下泪者”。

  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混战,向楚能如此指挥若定,有大将之风,赢得川大师生的交口称赞。回想这一番历史场景,有谁不会说这是向楚丰富多彩人生的又一个传奇呢?

  1949年冬,成都临近解放,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离校去台湾。据向在淞回忆:“祖父向楚作为一个有爱国心、充满正义感的学者,毅然决然留在祖国大陆,迎接解放。”黄稚荃记述:“川大校务无人负责,于是全校教授会议公推楚代理校长,楚乃独任其难。”可以想见,在政党更替之初,人心难免惶惶,有许多未可预料的事态,但向楚不记个人得失、敢于担当的勇气确实令人敬佩,这也正是向楚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之所在。这一年向楚已过古稀之年。

 

  结语:向楚从政从教数十年,“无一廛之屋,家人生活,不改寒素。”晚年向楚儒道并修,安于“空石居”的书斋生活,其乐无穷,“斋心坐忘,乃寻常事”。在向楚写给友人的诗中,有“余生兵火沧桑外,老客花城锦水间”的感叹,这大概可以况比他自己的晚年心境吧。

  196111月,向楚无疾而终,享年84岁。

  

 注:该文和照片由“四川大学档案馆/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