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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红学泰斗的成都缘

 

戚亚男

  

    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41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并封闭燕大,周汝昌被迫离开了学校。1947年秋,周汝昌再次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自从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敏写的《懋斋诗抄》后,他就走上了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道路。1950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又考上了该校中文系的研究生。1952年春,周汝昌来到成都先后分别执教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19539月,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书出版。第二年,周汝昌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周汝昌写的《红楼梦新证》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2012531,周汝昌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两进燕京大学

 

  1918年,周汝昌出生于天津。1932年他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天津觉民中学,该校数学和英文教学非常有特色,数学教材用原版的英文教科书,英文课除了学一般的英文教材外,还专门开设了英语语法和写作课程,因而初级中学教育培养了周汝昌对英语的兴趣。在南开中学读高中时,他除了喜好文史,还对英语情有独钟,时常在学校里参加英文翻译比赛并多次获奖。

  1939年周汝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西语系,但因那年天津发大水,周汝昌没能到校报到注册入学,却娶了毛淑仁成了家,第二年他才正式入校读书。然而,好景不长,1941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并封闭燕京大学,周汝昌被迫离开了学校。他做过小学教员、司账员等临时工作。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以第二名的考试成绩被天津海关录用,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久,海关裁员,周汝昌被裁下来了。而这时燕京大学也从成都迁回北平复校了,周汝昌想回到燕京大学学习,他向燕京大学提出复学,但校方认为他已经超过了复学规定的期限,只有再通过考试进入。1947年秋,周汝昌再次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

 

红学研究始于燕园

 

  第二次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周汝昌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图书馆阅读书籍。而此时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在家乡阅读《红楼梦》时,看到胡适在序言中说他还没有发现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敏写的《懋斋诗抄》。周祜昌就写信给弟弟,让他到图书馆里去查一查。没想到《懋斋诗抄》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就有一本。周汝昌从图书馆里借出来,拿回宿舍细读,并写了一篇《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抄中之曹雪芹》以完成他哥哥的托付。周汝昌的老师顾随得知学生写有文章,就推荐给报社发表。

  1947125日《国民日报》把周汝昌写的《曹雪芹生卒年》刊登在副刊上,127日胡适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胡适在信中写道:“在《国民日报?图书》副刊里得读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兴。《懋斋诗抄》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胡适如此看重一位在校学生发表在报上的一篇文章,那是有原因的。因为早在1921年和1923年胡适与俞平伯两人分别出版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从而开辟了研究红学的一个新时代,然而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红学的发展缓慢,没有新的成果出现。而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对红学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此后,周汝昌与胡适半年的书信交往,促使周汝昌走上了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道路。

 

执教华西坝

 

  1950年,周汝昌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又考上了该校中文系的研究生,继续在燕园学习。第二年,周汝昌接到了成都华西大学的电函,聘请他到华西大学来教英文。原来周汝昌的西语系毕业论文和他的另一篇翻译季羡林写的《列子与佛经》的文章,经燕大的一位美籍研究生推荐到华大闻宥创办并主编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上发表。闻宥很看好周汝昌的英文和中文水平,当时华西大学的外籍教师都纷纷回国了,一时间该校英语教师很缺乏,闻宥向校方推荐了周汝昌。而此时周汝昌的研究生学业还没有完成,他拿不定主意,向系主任高名凯请教,主任很支持周汝昌应聘,说只要周汝昌到华西大学后半年内完成合格的毕业论文并寄回燕京大学,就可以认可他的研究生学历。华西大学校方前后两次给周汝昌寄去路费,在妻子毛淑仁的敦促下周汝昌最后决定应聘到成都当英语教师,

  1952年春,周汝昌与妻子毛淑仁带着4个孩子,踏上南下入川的旅途。全家人从北京坐火车到陕西宝鸡下车,然后坐汽车翻秦岭进入四川。51日,周汝昌一家人终于到达了华西大学。周汝昌任华西大学讲师,教授本科三、四年级英语专业学生中英文翻译。

  周汝昌当年在华西大学教过的学生刘浔生曾撰文写道:“周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吸引了我们,打动了我们。周老师中等身材,戴一顶蓝色帽子,穿一套蓝色的中山服,朴朴素素的,脸色略显苍白,温文尔雅,马上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长年累月在书库中或图书馆里发愤苦读的学者。微笑荡漾在他的脸上,也从眼神里流露出来,好像和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周汝昌’三个字,接着在名字下面写了‘卅三岁’。师生间弥漫着和谐的气氛。”

  然而,周汝昌在华西坝教英语还不到半年,全国院系调整,华西大学由一所综合性大学变成了四川医学院,而文理等学科则调整到其他院校,周汝昌随着华西大学的文科调整到四川大学去了。

 

红学成果结梅园

 

  周汝昌调到四川大学住在梅园,他除了在外语系教英语外,还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为即将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校稿。自从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懋斋诗抄》后,胡适很慷慨地把一本“天地间仅存的残本”甲戊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借给他。读过这本孤本,周汝昌又撰写了一篇《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的红学研究文章,1949年该文在《燕京学报》第37期上发表。

  周汝昌在《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结尾时写道:“读者于览此拙文后……澈底了解作者的原意,不至将一部空前杰作污蔑得不人不鬼,此诚文艺之大幸,亦且拙著《证石头记》一书之愿心矣!”周汝昌在文中透露的他已写了《证石头记》的消息引起了学人和出版社的注意,不少人开始帮他联系出版。而时在文化部任职且兼职于上海棠棣出版社编辑文怀沙也看到了这个信息,他托人介绍认识了周汝昌,说棠棣出版社愿意出版他写的《证石头记》一书,只是书名最好改为《红楼梦新证》。当时周汝昌正忙于到成都华西大学任教,没有时间把书稿誊清一遍,四哥周祜昌出手相助,把弟弟30多万字的书稿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

  由于作者、出版社和编辑各在一方,校稿方式也很有趣。在上海的棠棣出版社分批出书稿的校样,寄到北京给文怀沙,再由文怀沙寄到成都周汝昌手里。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梅园宿舍里校完后又寄给文怀沙,最后文怀沙过目后才把书稿寄回出版社。如此三地传送书稿多次,最终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梅园完成了全书校样。

  19539月,《红楼梦新证》一书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发行。

 

洛阳纸贵

 

  《红楼梦新证》一经出版发行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洛阳纸贵,这是周汝昌没有料到的。在上海风书店门前,读者排队购买此书,很快书就脱销了,三个月内该书一连重印了三版。出差在上海的闻宥也写信告诉周汝昌说学者张元济、顾廷龙等都在读《红楼梦新证》一书。

  一天,周汝昌到四川大学图书馆去,遇到了图书馆馆长,馆长一边说一边用两食指交叉比划了一个十字形状说:“你的大著,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因为在四川话中“十”、“四”是很难分清的,为了让周汝昌听明白,馆长就一边说,一边比划。

  历史教授缪钺是周汝昌的好友,他们俩院系调整时都是从华西大学调到四川大学的,出了新书周汝昌自然是要送一本给缪钺的。一天,周汝昌在公共汽车站遇到缪钺,缪钺一开口就说:“你的书,我接到后一下子就读完了,读得很‘贪’啊,连吃饭和睡觉都耽误了。我已作了两首七律咏它。”接着他不顾车站有众多的乘客,对着周汝昌高声念道:

  平生喜读石头记,廿载常深索隐思。几见解人逢阮裕?还从自传证微之。雍乾朝局何翻覆,曹李亲交耐盛衰。史事钩稽多创获,把君新著可忘饥。

  公子才华早绝伦,更从桑海历艰辛。能知贵势原污浊,善写胸怀见本真。脂砚闲评多痛语,寒毡情话怅前尘。扫除翳障归真赏,应发光辉万古新。

  学校里的师生得知外语系的周汝昌老师出了《红楼梦新证》,纷纷要求他为大家讲《红楼梦》,推辞不掉,他只好在学校大礼堂为全校师生作《红楼梦》的演讲。

  最称奇的是那年冬天,周汝昌因感冒了,到校医院去看中医。进屋后见中年女医生正在看自己写的《红楼梦新证》。女医生给周汝昌开了处方后,就与他聊起了《红楼梦》。周汝昌感到她谈吐不俗, “有见解与不一般的理解”。后来得知女医生叫黄筱荃,是黄稚荃、黄少荃的姐妹,人称才女黄氏三姐妹之老二。

  一本《红楼梦新证》让周汝昌名声大噪,北京文化界不少单位都想调周汝昌去工作。而四川大学根本不愿意放走周汝昌这样的人才。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直接归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周汝昌赴京的调令是由中宣部发给四川大学的。无奈,校长彭迪先在校务会议上说:“再不放周汝昌,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得讲组织原则,放吧。”就这样,1954年春,周汝昌携家眷离开成都回到了北京,继续做红学研究。

  周汝昌一生有6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中《红楼梦新证》、《曹雪芹》、《献芹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和《亦真亦幻梦红楼》5部专著最为重要。《红楼梦新证》不但是周汝昌的成名之作,还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