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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恩元——发掘“中国维纳斯”

 

戚亚男

  

    成恩元1917——1989)山西文水县人。1938年成恩元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师从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学习考古学。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迫关闭,成恩元离开学校。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成恩元再度入校学习。1943年成恩元在成都燕京大学毕业后,考入了燕京研究院考古部读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      1947年成恩元调入华西协合博物馆任助理研究员,同年四川邛崃因洪水冲出了不少唐代石刻佛像,成恩元被派去发掘,经过多次的采集和发掘,成恩元获得了一尊近2米高的断臂菩萨立像,被考古界誉为“中国维纳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恩元随华大博物馆调到四川大学,1945年曾任博物馆代理馆长。以后历任川大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及博物馆顾问。1989114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72岁。

 

师从裴文中

 

  成恩元1917年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他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支撑起贫寒的家庭,把他抚养大。在亲友的资助下,自幼聪慧好学的成恩元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34年考入山西铭贤中学。读高二时,他在《铭贤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清代康雍乾三朝文字狱考》,充分显示出他的文史功底。

  1938年,成恩元考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第二年转入了历史系。1940年秋,中国考古学界权威、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从法国留学归来,任教于燕京大学,开设史前考古课程。第一次上课时,慕名前去听课的师生挤满了教室,尽管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是学历史的,但都想一睹这位北京猿人发现者的风采。此后,来听课的师生很快地减少了,到最后只剩下了成恩元和贾兰坡两位学生。而只有成恩元是燕大正式选修了这门课程的学生,贾兰坡当时是旁听生。这两位学生专心致志,一直坚持修完了裴文中的课。

  裴文中到燕大后,即着手筹建一所我国博物馆中最早的专业性博物馆——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开学一个多月后,成恩元作为助手就跟着裴文中开展史前陈列馆的具体筹建工作,当时全馆员工只有主任裴文中、秘书成恩元和工友老王3人。成恩元那时还是学生,做秘书是一份特殊的兼职工作,每月有40元的薪水,这对一位贫寒学生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帮助。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备,1940l24日,史前陈列馆正式开馆了。由于工作人员太少,从开馆之日起,成恩元就兼职当解说员。但好景不长,1941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并封闭燕大,成恩元离开了学校,后到成都复学,与裴文中就此分开了,而他想做裴老师研究生的愿望也没法实现。

  40年以后,成恩元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写了一首《怀旧寄裴老》诗:

  弹指乱离四十秋,梦魂时绕燕园游;

  未名湖畔评顽石,八宝山前说古邱。

  两度仙缘随雾去,一番心血付东流;

  “镜春”废堵今何似?塔影斜阳照白头。

  成恩元在诗中表达对老师无限的怀念,很遗憾的是,1948年和1953年裴文中曾两度来函召他到北京考古所,但因种种成恩元不能逾越的原因,阻挡了他前去北京,他追随大师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

  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成恩元再入成都燕京大学读书。1943年,成恩元在成都燕大毕业后,考入了燕京研究院考古部读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博士。

 

成就“中国维纳斯”

 

  1945年初,成恩元得知生活在沦陷区山西老家的母亲和哥哥陷入绝境,因疾病、饥饿相继在8天内离开了人世。家破人亡,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成恩元悲痛欲绝,写下“仇必报,必报仇,为了家、国、民族!” 他毅然放弃已读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业,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青年远征军,决心上战场杀日寇。抗战胜利后,成恩元复员,再度从事自己钟爱的考古学。

  1947年,华西协合大学历史博物馆郑德坤馆长应邀到英国皇家博物院讲学,他特意邀请成恩元来华大博物馆主持考古工作,以保持该馆的业务水平和发展。同年6月,四川邛崃西河洪水暴涨,河岸土层因洪水冲击垮塌,冲出来不少佛教石刻残件。不久,一些出土的佛经石刻拓片流传到了成都,引起了华大博物馆的注意,时任博物馆馆长的美籍人士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派成恩元去发掘。那时号称古来华西第一馆的博物馆也就只有七八个人,博物馆人手不足,考虑到成恩元是学考古专业的,于是仅让他只身一人去邛崃作试掘和采集工作。

  成恩元在邛崃西河河边地带进行了专业性的发掘,让他惊喜的是,河边、河床上散落了不少石刻残件。他把发掘到的每一件出土石刻残件用草绳捆扎好,然后雇黄包车拉回博物馆。洪水冲出的石刻佛像等文物又多又重,每次发掘清理出的文物都需要及时运回博物馆。到第二年的2月份,他去了4次。为了发掘邛崃西河文物,那年的除夕,成恩元没有回家团年。后来等到他回来时,他给家里只顺便带了一捆柴火,但是他却给博物馆带回了170多件碑碣、经幢、佛像、石刻等残件。

  成恩元发掘、采集回来的石刻佛像雕刻十分精美,特别是那尊高1.98米的断臂观音佛像,发现时已断成三截,且散落在一里远的河床上。观音佛像经修复后重新站立起来,可是两只手臂已经不翼而飞。这尊重见天日的石刻观音佛像之美妙,堪与维纳斯媲美,令所见者赞不绝口。1954年,郭沫若院长来博物馆参观时,即誉之为“中国维纳斯”!又因其无双手臂被人称之为“断臂维纳斯”。 这尊佛像较常人稍高,面容端庄,服饰华丽,体态丰满,宝冠、发髻、璎珞、肌肤刻工细腻入微,衣纹贴体,质感极强,不愧被誉为“中国维纳斯”。这也是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发掘告一段落后,成恩元开始对出土的佛教石刻残件进行整理和研究,撰写发掘报告。

  由于出土的文物是因洪水冲出来的,遗址中肯定还埋藏了大量的文物,只是不能很快确定遗址的具体位置,也就不可能进行发掘,因而对这批出土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在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从出土文物的数量和石刻残件的体积上来看,这所寺庙在当年规模应该很宏大,但寺庙原来的名字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众多出土的残件中,成恩元没有找到一块文物提到了寺庙名称,只出现了一个他认为不可靠的“大佛院”寺名。既然在出土的文物中找不到直接的证明寺庙原名的文字记载,成恩元查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试图找到旁证,但还是没有结果。半年以后,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作发掘初步报告时,成恩元对寺庙的名字问题作了解释,在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以前,暂时采用“大佛院”的名称。

  一向对学术严谨的成恩元,没有放弃对寺庙名称的考证工作。194810月,他第5次赴邛崃进行采掘工作。老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现场找到了一小块能证明寺庙名称的佛经残石,在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刻写着“龙兴寺”。当时成恩元高兴得很久都说不出话来,一直看着手里的佛经残片。至此,这批出土的文物正式命名为四川邛崃唐代龙兴寺石刻,为以后的发掘奠定了基础。

  由于各种原因,更进一步地寻找佛像来源、遗址的研究工作却没能展开。这一等就是近60年。20064月,从成都传出一个重大考古消息:上世纪40年代曾因一场洪水显现“冰山一角”的唐代邛崃龙兴寺遗址,今天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出土的珍贵文物数以吨计,30多件大型佛像每件均可媲美龙门石窟造像。遗憾的是当年的考古专家成恩元已离开了人世,没能等到这一天。

  古城邛崃是成恩元的福地,是他考古生涯最辉煌的一章。“文革”以后,他又去了两次邛崃,写下了《七访临邛》诗:

  古道临邛七度游,迷人景色不胜收。

  文君司马传奇艳,花置磐陀法相柔。

  正赞陶瓷堪一绝,忽惊石笋自千秋。

  更钦旧侣豪情在,四化声中献大猷。

  尽管诗的最后一句,带有时代的色彩,但我们在诗句中看到了他对古城的眷恋与喜爱。

 

收藏界的一段佳话

 

  学历史的成恩元非常喜欢收藏,他喜欢收藏不是为利,而主要是为了收藏历史,给后人留下能见证历史的资料。在华西坝读书时,成恩元认识了喜欢收藏钱币和票证的华西协合大学毕业生夏祥烈。夏祥烈的曾祖父在清末1907年花费千两纹银购买了20股川汉铁路股票,百年来这些股票只分了一次红。随后,由于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发了著名的保路运动,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到民国时期,川汉铁路股票就成了废纸,可这些股票是保路运动的见证物。成恩元对这些清代川汉铁路股票很感兴趣,于是夏祥烈送了好友成恩元一张川汉铁路股票。然而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以后,夏祥烈家的20张川汉铁路股票就只剩下一张孤票了。这张孤票就是夏祥烈送给成恩元的那一张。原来“文革”期间,夏祥烈家被抄了,19张股票在劫难逃。而成恩元也被造反派抄家,他的很多藏品也被抄走。成恩元冒着极大的危险把他手里那张股票藏在旧书废报纸中,才侥幸逃过这一劫。让收藏界传为佳话的是,成恩元在1989年去世前,嘱咐家属将这张经他冒险保存下来的股票完璧归赵交还给夏祥烈,留作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成恩元仍然留在华西博物馆,从事考古和教学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随华大博物馆一起调到了四川大学。1954年成恩元任川大博物馆代理馆长时,川大博物馆即将被撤销,其全部藏品正面临被多家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调走的危难之际,成恩元在会上据理力争,保全了川大博物馆及其藏品,也使创建于1914年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能够立于全国各大学博物馆之首,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成恩元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