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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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按:桑宜川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西区(原成都工学院)长大,是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77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任教。1996年自费出国,赴澳大利亚求学,获硕士学位。200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移民加拿大。

    近年来,桑宜川主要从事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工作,现为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加拿大环球教育服务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Manitoba University)《世界文学》杂志国际编辑,北美《星岛日报》、《明报》、《世界日报》、《世界华人周刊》和《加拿大都市报》副刊专栏作家,北京《炎黄春秋》及香港《凤凰周刊》常年作者,发表有近200篇历史文化散文。著有记录中国高等教育百年沧桑历史的长篇文学传记小说《千江月》、反映加拿大华人移民生活的长篇小说《落红》;编辑出版有大型历史画册《老四川的时光底片》、《文革时期的四川知青》、《西藏贵族》、《抗战时期的五所成都教会大学》、《抗战时期的李庄》、《加拿大华人百年历史沧桑的缩影》、《美国飞虎队眼中的中国》、《胡蝶在加拿大的晚年岁月》、《寻找蔡元培先生的人生墓碑》、《流失海外的中国国宝》。

    桑宜川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北京国际关系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客座教授,每年定期回国作系列学术讲课。

    今年5月桑宜川在加拿大《世界华人周刊》上发表《那丛芭蕉树的校园佚事》,我们节选了部分段落以飨读者。

2013年8月27日

 

老校长任鸿隽与他的科技救国的教育理念

桑宜川

 

任鸿隽(1886—1961)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始人之一,是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他也是科学家,一生撰著的科学论文、专著和译著等身,内容涉及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多方面, 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任鸿隽先生与胞弟任鸿年追随孙中山,并先后担任过孙先生秘书。

1935年,任鸿隽来到成都执掌四川大学,革新校政倡导科技救国的教育理念

    任鸿隽先生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前,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主要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干事长是“中基会”的执行领袖,也是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任鸿隽说,假如生当“承平之世”,能够作为一基金会的领导者,“目击所办之文化事业,继长增高,日就发达,亦可以自慰于余年”。然而,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命运忽然入于惊涛骇浪之中而莫之所措”。在这种情况下,任先生考虑到“内地鄙塞之乡,其有待于吾人之努力,必且较大都市之文化事业十百倍之。” 因此,他毅然辞去了这一职务,前往成都。

 

 

 

 

 

 

 

 

 

 

 

 

 

1920822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他们在美国留学时期同学加挚友胡适先生于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合影。

 

“国立化”和“现代化”

     四川大学虽然是国立大学中成立较早的一所,但是由于四川政局不宁,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学校的经费和教学环境都得不到保障,甚至一度连校址都差点被地方军阀卖掉;加之交通不便,文化风气趋于“守旧”,与其他的国立大学比较,显得相对落后。抱着救国之志来当川大校长的任鸿隽目睹这一局面,提出了“国立化”和“现代化的两项目标。所谓“国立化”,即把原有的“国立二字真实化”,要“使此大学成一个国家的大学,不单是四川人的大学”。他说:“四川不能说是四川大学的四川,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而是“中国的大学”。因此,“我们要以全国为我们的目标,无论人才的造就,学术上的探讨,但应与全国要有关系”。其次,学校如要对国家做出真正的贡献,就必须“现代化”。“四川大学要与世界上求生存竞争,使他成为现代化的大学。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看看世界上的学术进步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应急起直追才对”。他常勉励学生:“诸位自己要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作一县或一乡的乡人”。由此大学精神尽显,足可彪炳百年校史。

 

亲手创建了四川大学新校园

民国时期的校园坐落在市区皇城中心,任鸿隽校长决定学校搬迁时费用巨大,省督军政府补助川大工程经费66万元,先拨11万元,余下的陆续补给。有了土地与经费的支持,1937616日,在任鸿隽主持下,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在现今望江楼旁同时破土动工。这三座建筑,特别是图书馆,成为了40年代新川大的象征。

当年,川大望江校园很大,史料记载东起雷神庙至白药厂上河边,西至新村和培根火柴厂,南起白药厂,北至白塔寺农学院。至此,学校校舍结束了四分五散的状况,实际占地2270亩的新川大成为了上世纪上半叶全国屈指可数的著名校园。但在1949年后,校园地盘经过多次调整与出让,最后退缩到了九眼桥至崇丽阁(今望江楼)一带的河滩地段。上图是从河边大校门处拍摄,当年的九眼桥周边环境,川西水乡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下图是从望江楼公园门口拍摄,可见当年在靠近河边校门之间还有牌坊,牌坊下是渡船,过河盘缠仅需一个铜板,相当于今天的一分硬币。远处的背景即是九眼桥,那是怎样的一幅水乡都邑景色。

那一天,天空下着蒙蒙细雨,任鸿隽校长主持了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楼旁新校址的奠基仪式。令人遗憾是的,十天后他便悄然离职,从夔门出川,去担当更大的“士者”道义,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去看看他亲手创建的国立四川大学新校园。

岁月荏苒,如今已逾大半个世纪,我们怀念任鸿隽先生,尊称他为四川大学的“奠基”校长,应不为过,不仅因为他亲自选定,并主持望江楼旁的四川大学校园奠基仪式,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自己的办学主张,两大目标和三大使命。两大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和“国立化”,三大使命是“输入世界知识、建设西南文化中心、担负民族复兴责任。”在任鸿隽推动下,川大首次在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招生。这些新生的到来,给校园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此民主自由的风气逐渐在天府之国蔓延,为四川大学的发展奠定了方向,川大得以走出困顿,傲然学林,大学精神至今得以延续,薪火不灭,越烧越旺。


重师资建设  

任鸿隽先生极重师资建设。他说,“在现今学校林立的时代,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大概在社会上是有定评的。而说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即无异于说某种功课有某某著名学者在那里担任教课”。因此,“妙选教授”成为他实现“两化”目标的重要内容。

 

 

 

 

 

 

 

 

 

 

 

1935年,任鸿隽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时与夫人陈衡哲教授在校园里的合影。

 

    任鸿隽先生利用自己的交往,从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请到了不少知名之士。如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杨宗翰、原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曾省、原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刘大杰、原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所长钱崇澍、原国立中央大学园艺系主任毛宗良、原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桂质柏、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丁山、原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王璡、原清华大学体育指导黄中孚以及中国第一个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原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颐等。

 

培养学生研究学问能力 

    在四川大学时期,任鸿隽先生指出,“大学学生,重在求得研究学问门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入掌握“关系各科之基本学科”。为此,他规定一二年级学生应注重英文及基本科学之复习,到了三四年级,再求专业化。为了使学生厚植基础,学校规定“各院系一二年级定英文为必修课程,定国文为文学院一二年级、理、法、农学院三年院第一年级之必修课程”。任鸿隽注意到,当时学校的教学过于“注重讲义”。上课时老师照本宣科,考试时学生把讲义誊录到试卷上。他强调这不符合学生“主动”的观念。对此,他提出“渐渐的废除讲义制而代以参考书或概要制”,这样“至少使学生得自己寻一点材料或一些书籍来完成他们的讲义,而不至死守一部讲章”。其次,他指出,学生的“课程太多”,这样不利于学术的进步。为此,他减少了上课时数,以使教授与学生都能“有多的时间去讨论与研究”。

    任鸿隽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五大“道”理念——造成“国士”的育人之道、注重效率的管理之道、面向“应用”的服务之道、“汇通内外”的开放之道、“三位一体”的和谐之道,是民国教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任鸿隽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对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可资借鉴之处。

    正当任鸿隽致力于川大革新事业时,他的夫人、作家和历史学家、其时正在川大教授西洋史的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川行琐记》的文章,批评了四川的一些社会现象。对任氏改革不满的四川地方军政势力为此大做文章,使任鸿隽备感压力,在1937年夏辞职而去。
      
任鸿隽在川大校长任上虽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正如胡适在他辞职后所说:“他在川大的两年,真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我们深信,他这两年努力种下的种子,不久一定可以显现出很好的结果。”事实上,此后川大得以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完整的一所大学”,为国家民族培养出万千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确实得力于任鸿隽为学校树立的基本目标,我以为这就是四川大学的精神所在。

2013426初稿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