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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

龙达瑞

 

        父亲去世三年了。我一直想写一点文字,但不知道从何下笔。2012年圣诞节前,我曾致信王利器教授(注1)公子王贞平博士,言及父亲已经作古,我却至今未能从悲痛中恢复过来。贞平回信说,想当年家父过世,弟颇有在学术上失去后盾,成为 '学术孤儿' 的感觉。贞平鼓励我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必须在学术上成人,独挡一面。

        父亲龙显明,笔名龙晦,1924年出生于四川岳池县,先后就读于广安中学、重庆市立一中,1944年进入国立四川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历任省立会计专科学校助教(短期);1951年起任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数学教员、英语教员;1975年起借调四川师范大学《汉语大字典》编纂处;1982年起任四川教育学院文史系教授、中文系主任,19898月退休。

        父亲自1972年起,陆续在《考古》、《考古学报》、《中国语文》、《世界宗教研究》、《中华文史论坛》等学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受到郭沫若、唐兰、王利器、任继愈等学者的鼓励。他的遗作《龙晦文集》于2009年由巴蜀书社出版。

父亲的告诫

  父亲在音乐学院住的时候,我常陪他出去散步,有时他也会说到过去的事情。他认为,年轻人不要去卷入政治。我这一生都遵循了父训,与政治离得越远越安全。父亲最为后悔的事,就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不满当局的腐败,卷入了国立四川大学的学生运动,被当局关押了三个月。父亲在监狱里,没有写悔过书,没有出卖朋友,后来被当局无罪释放。当时校长黄季陆(注2)对于被释放的学生,并没有歧视,还给与工作和生活上的方便,体现出相当的人情味。黄先生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留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文革中川大的大字报称其为黄匪季陆,这是我在1968秋川大清理阶级队伍的点鬼台大字报贴在成都春熙路读到的。这样的大字报,也只有现在是6575岁的当年的积极分子和红卫兵才写得出来。

       到了1950年,几个当年学生运动的鼓动者不相信父亲在监狱的情况,说:我们被国民党抓进去,都要写悔过书才能出来,你连悔过书都没有写,你一定是国民党的特务!。就因此,三个月的牢狱之灾导致父亲的第一次被审查,这次审查使得父亲不能在川大工作,为了一大家人的生存,只好求当年的中学老师王颂咸(注3)帮忙介绍到西南艺术专科学校(后来的四川音乐学院)工作。

      父亲年轻气盛,不谙人事,不知道如何妥协让步,吃了不少苦头后,知道自己无法回到原来所学的经济学界了。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很多,不几年,那位把父亲往死里整的某人被查出在青岛写过悔过书,还出卖了同志,是名副其实的叛徒”,被李井泉(注4)主持的四川省委开除了党籍,踢出了川大,去了某农学院图书馆当了一名职员。此人因叛徒问题饱受冲击,文革结束后也平反甄别了,虽然写了悔过书,不以叛徒论处,享受了厅局级老干部待遇。不过他与仕途和学术,一点也不沾边。

        父亲记忆力过人。他在重庆读中学时,英文老师是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教授(注5)的夫人高芙初。因此在重庆市立一中,他的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国立四川大学求学时学了德文,上世纪50年代初学过俄文。在音乐学院附中曾教过数学、英文和俄文。音乐学院的好处是,业余时间是自己的,学音乐的学生都注重演出,对文化课没有兴趣,父亲也正好在这里碗饭吃,只要学生的学习大致过得去就行了,没有升学压力。这样在业余时间里,父亲能做自己的感兴趣的事。他大概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清楚地看出,自己是没有办法回经济学界了。这时,他托岳池老乡吴劭先老先生的介绍(注6),拜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张怡荪教授18931983)为师,改治音韵学,这应该是安全的学问了吧!这不啻走的是乾嘉学派的路子。

       张先生原名张煦,四川省蓬安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年轻时曾写过驳斥梁启超先生(注7)的论文,博得梁先生好评,20多岁就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长任继愈教授(注8)和语言所所长丁声树教授(注9)都曾听过张先生的课。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校。

       张教授与陈寅恪教授有过交往,他从陈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国的藏学很落后,就立志要编撰一本《藏汉大辞典》,后来回到了四川,创办了西陲学院。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去西藏收集资料,完成《藏汉大辞典》的最后编纂工作,张老先生想带父亲一起去。无奈川音当局作梗,拖着不办。张怡荪教授只好介绍父亲认识川大中文系任中敏(又名任二北,任半塘,1897 1991)教授。任中敏教授也是北大毕业的。长期从事敦煌词曲研究,从此,父亲就开始做任先生的私人助手,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敦煌研究。

与落难学者的友谊

      文革开始于19665月,如果依照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则应该是1965年秋天。我小时多病,患有鼻窦炎,晚上由于鼻子阻塞无法睡觉。大约是196634月,父亲带着我去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那时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位于成都四道街,离张怡荪教授的住宅焦家巷5号不远,有时去晚了,挂的号也晚,不得不等待很久。这时父亲就带着我去看张教授。张教授家有一个院子,听父亲说是上世纪30年代潘文华(注10)和邓锡侯将军(注11)送给张先生专门办西陲学院的,以方便张先生研究藏学。去拜见张先生的那天是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两人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久久不语一言。张教授欠了欠身子,说:“你我都要听毛主席的话!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突然窗外一声霹雳巨雷,哗的一声下起了一阵暴雨。当时我只有12岁,觉得张老教授重复了当时报纸上的话,全然不知道老先生从文痞姚文元的文章中已经嗅出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父亲保持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文革中坚持不揭发任中敏教授,并把任先生的手稿送到了龙泉驿我母亲任职的学校存放,避免了红卫兵抄家破坏。从1966年春起,他们不得不中断了往来。后来任先生被迫搬离民主路5号川大宿舍(1949年前黄季陆校长的公馆),住到房子极窄的水井街73号。那时他们通过我四叔,通报彼此的状况。

      1968年秋天到年底,清理阶级队伍伊始,川大革命委员会又一次掀起了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浪潮,任中敏教授又一次被抓进了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尽了羞辱和折磨。川大当局无理克扣了任中敏教授的工资,每月只发30元的生活费(注12)。父亲在自己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每月叫我或我妹妹冒着危险送十元人民币去任中敏夫人住的水井街,我们去水井街都是骑车到城里绕一大圈才到的。这样一直到川大后来补发牛鬼蛇神的工资时才止,大约有两年。对于张怡荪先生,父亲也竭力帮忙。

       1968年秋,张夫人来到我家,请我们帮他们保存他们的银行存款。张夫人一头银发,她的到来引起了我家住的一楼的革命群众注意,那时正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她说明来意后告辞,父亲坚持把她送到十二街4路公共汽车站回家。同一楼住的那些警惕性高的大人都盯着父亲手搀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送她离去,连一位教钢琴的老教授后来也问我那位老太太是谁。当然这事也少不了有人去打小报告,这大概也是音乐学院革委会执意要迫害父亲的罪状之一。父亲对此类事已经领教多了。 19692月中旬春节后,父亲像往常一样,去焦家巷张先生家拜年,张先生的家被抄了,门口贴着一纸公告,警告张先生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父亲站在门口,徘徊了一阵,看了看四下无人,就敲门去拜访了张先生。多年后,张先生的一个邻居万老师告诉我,你父亲真是不睬祸事呀,我们躲在家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从门缝中看到他读那篇布告,读完后竟然若无其事地就进去了,你父亲真的进去了,我们都捏了一把汗。父亲让我四叔帮忙把张老先生的存款存入他的帐户,到了1973年才取出,连利息都全部交还交给张老先生。

文革的不公遭遇

       1970年春,音乐学院革委会开始发配师生去简阳军垦农场。父亲被发配去简阳以前,我们家被音乐学院革委会派来的一伙人抄了家。其中一人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音乐学院附中,其人怀才不遇,却以左著称。其太太是我母亲在幼儿师范学校的学生,又是我的小学老师。他吆喝着,叫我把他们抄查的书籍提到音乐学院革委会所在地工字房。文化大革命把这种师生关系破坏得荡然无存。文革后十多年我和太太在川医大学路市场上遇到他,他厚着脸皮与我搭话,还要问候父亲,我想起他当年凶神恶煞的样子,不由十分冷淡,后来我太太问我为什么对一位老人如此冷淡,我告诉了我的经历。附中另一个教师,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60年代毕业,也是文革打手之一。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提及,对此人很轻蔑,没有人品,一张方脸,一身媚骨。此人曾多次逼问父亲接受任中敏教授的酬劳费,说是反革命活动经费。后来,牛棚有难友告诉父亲如果他再逼问,就说是买电视。因为此人曾因公家电视一事受过处分,以此来提醒他,你的历史也不是那么干净的。

        父亲和他的同事大约是过了19703月底以后去的简阳军垦农场。大概是一个星期一,我母亲提出搭他们车去龙泉驿山泉公社。母亲的学校由成都幼儿师范学校、成都第一师范学校和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合并,文革中迁到了离成都27公里的龙泉驿山泉公社。当局同意了,于是一大早,父亲和母亲同乘一辆车牌为20-14500的解放牌货车,向成都外东驶去,车上还载了十多位音乐学院的教师,他们或是去接受审查,或是去参加劳动改造。

        一个星期后,父亲写来了一封信,提到了简阳军垦农场的情况。这辆载送他们去军垦农场的货车,中途在距离我母亲学校一公里的地方山泉公社的花果大队附近抛了锚,停下来修理,母亲沿着崎岖的山路,步行到了位于山泉铺的成都师范学校。父亲说,他看到母亲吃力地爬上山时,心都碎了,他只希望我和达理妹在家,好好学习成长。最后注了一个英文字母f,父亲的意思是:把信烧了! fire it (burn or destroy it),以免留下“反革命证据”。40年之后,父亲已经作古,如今再回忆此事,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环境之黑暗,父母同乘一辆车出走,一位是在远郊上班,一位是去军垦农场劳改,接受政治审查,去了不知能否活着回来,真不知他们当时如何感受。

        后来父亲偶尔提及了军垦农场的日子,除了劳动外,还要写交代。父亲心中坦荡,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可再交代的。晚上照样打呼噜,还说梦话,于是又使革命左派找到一个可以立功的机会了。革命左派连续三天守夜,等着父亲说梦话,想记录他说什么,然后用来做罪证。然而父亲的梦话不清楚,这伙左派,熬了三夜,没有捞到预期的油水。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地提审父亲,审问他梦中想什么。父亲从他的审问中看出,这伙左派连梦话都想找碴,实在是黔驴技穷了。

大器晚成的学术成就

        父亲于1971年夏离开简阳军垦农场,回到音乐学院附中教书。不久就发生了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元帅在蒙古因飞机坠落而死亡的神秘事件,文化革命的极左政策多少有一些松动。是年底,多年中断的《考古》学刊恢复了,任中敏教授在邮局发现征订通知时就订了一份。中国科学院院长兼考古所所长郭沫若在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疆吐鲁番文书的文章。大约在19724月的一天中午,父亲躺在床上读《敦煌变文集》,父亲发现了郭沫若先生这篇文章中的错误。于是与任中敏先生商量,撰写了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研究与校释一文,发表在《考古》1972年第3期上。是年,郭沫若先生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还提到了这件事,并说,承龙晦同志指正,仅此致谢。(注13

        有了郭老的书《出土文物二三事》后,父亲有底气了,在朋友的劝说下,于1973年春拜访了20多年前不敢接纳他的老师彭迪先(19081991),彭是著名的经济学教授。父亲自从上世纪50年代后再也没有去见过彭。父亲坚持的人格脾气导致此次会面不愉快,从此他再也没有去见过彭迪先。只在报上看到彭做官越做越大,从一名曾留日的年轻教授,做到了川大校长、四川财金学院院长、四川省副省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这次见面由父亲的川大老朋友张毅(注14)陪着一起去的。

  到了1975年,父亲又写出了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探原,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这次唐兰教授对父亲的论文予以高度评价。唐兰先生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北大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父亲几十年来厚积薄发,音韵学的学问有了用场,多年来,这篇文章是马王堆佚书作者研究的里程碑。据说多次有博士研究生想在父亲的文章中找到破绽作为突破,而博士导师却劝年轻气盛的博士们还得读十年音韵训诂才能与父亲高谈阔论。

  有了郭沫若先生和唐兰先生的评价,父亲终于有了进入历史学和语言学界的门票 1975年秋,国务院委托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联合两省院校文史教授,协力编纂《汉语大字典》(注15),四川师范大学(当时叫四川师范学院)也参与其事。父亲这年做了一个手术,切除了一个正在长大有可能恶变的肿瘤。病愈后,音乐学院似乎又想用父亲的外语资源做唱片室的翻译。父亲知道音乐学院不会合理利用他的特长,也想换一个单位,于是父亲决定借调到四川师范学院,参与编纂《汉语大字典》。这一去就是八年。这一年,父亲已经51岁了。

        1982年,父亲已经58岁了,《汉语大字典》的工作基本结束,川师主持《汉语大字典》的冉友侨教授升任川师副校长。他比父亲长十岁,很想父亲到川师工作。王利器教授也向任继愈教授推荐父亲,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道教研究。北京也派了人来四川交涉。川大中文系也表示了意向。但是问题卡在我妹妹的工作调动上。

       由于上世纪70年代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逼迫所有的城市中学生下乡,妹妹没有抓住回成都的机会,1976年去了南充一所地区卫生学校,毕业后去了南充医院工作,女孩子年龄大了,婚姻也成了大问题,父母都放心不下。父亲下决心离开四川音乐学院,去一所能解决我妹妹工作调动的学校。所有的单位都说,女儿的问题来了以后解决。

        父亲对这些许诺,多年的经验使他不得不打折扣。教授和校长的许诺可能被某些部门以户口指标或进城指标等理由遭到否决。果然,后来还出现音乐学院人事处强求商调我父亲的单位同时接收川音某领导的子女工作安排的无理取闹的局面。最后四川教育学院卢自德院长亲自出面,下令该校人事部门说:父女俩人的调动同时进行。这样,父亲和妹妹来到了四川教育学院工作,一晃就是30年。

        还有一个小插曲,唐兰教授曾来信询问父亲师承何处,记得父亲当时长叹一声,后来给唐先生回信说张怡荪先生和任中敏先生是他的老师。鉴于他的学术成就,几次川大校庆时,经济系、中文系和历史系都发出了邀请。他是经济系毕业的,照理应去经济系出席。了解他的学术成就的单位却是中文系和历史系,1982年后父亲到四川教育学院曾做过文史系主任。因此川大方面都以为父亲是中文系或历史系毕业的。

      此时父亲不想再去与那些当年迫害他的朋友见面,父亲也不想去追究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了,因此他常接受中文系和历史系的邀请,少与经济系联系。有一次中文系负责欢迎校友的老师因查不出父亲是哪一年上的中文系,不好安排座位,他不得不询问父亲是哪一年毕业的,父亲只好实言相告,苦笑说我是跟中文系攀上的校友。如果今天有人要打这个假,父亲无疑也会成为靶子

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

        欧阳竟无先生(注16)曾说过: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不如是而有学,其施也不亲,其由来也不真,其究也无归,唐其智力精神。危乎冤哉﹗天下有如是学,吾其愈益悲也。父亲的学习动力,究其本源,我想与欧阳先生所说的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有很多相通之处。父亲年轻时生逢乱世,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又是内战,1944年进入国立四川大学时他选学经济学,了解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德国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为经济学可以救世。然而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他认识到,他已经从经济学出局了。

       于是上世纪50年代当他步入中年后改治音韵学、敦煌学,一头扎进了传统小学和敦煌故纸堆中。他在治敦煌学时接触了佛学,为了弄通佛学,他又治学道家和中国哲学,在老庄哲学中找到了慰籍,老子的​​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庄子的无用之用对他影响极深,因而能在1957年反右运动和文革前后明哲保身,坚决不介入政治(注17)。

         敦煌研究使他进入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领域。这个领域需要良好的古汉语基础、文史知识,甚至多门外国语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这是一个做一辈子,甚至几代人都做不完的学问。进入敦煌学的学者都知道20世纪中很长一段时期,敦煌研究很艰难,敦煌资料多在国外,形成了敦煌出在中国,研究在巴黎;敦煌出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局面。有志于敦煌研究的学者都希望敦煌学研究有朝一日回到中国。

       因此,治敦煌学的学者都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希望能在学术上有所进展,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与无关的政治打交道,学者的心静在于他们对于学术的追求,父亲对于音乐学院基本上只保持上班吃饭的简单关系,不介入任何政治,下班后进入自己的天地。即使如此,也逃不脱文革的残酷迫害。当人们狂醉于文革的辩论时,他洗净了红卫兵等文革打手涂抹在脸上的“贱民”等侮辱人格的墨汁,一旦红卫兵监视不严时经常步行或乘4分钱的公共汽车去位于城守东大街的四川省图书馆,直到省图书馆被迫关门。后来省图书馆古籍部在和平街开馆后,他是最早的读者之一(注18)。

  文革武斗最厉害的1968年初,他甚至还想过学中医,乘火车到夹江,当时因造反派武斗公共汽车不通,只好步行35公里到井研我五舅家去学了一个多月的中医。他的书柜里还保留着张毅先生在1969119日在重庆书店帮他购买的唐代苏敬编著的《新修本草》,此书到了宋代失传,后来在敦煌和日本被发现,文革前用日本的本子翻印出版。

         该书对于他了解方音,提供了宝贵资料。父亲晚年治佛学,受四川著名隆莲法师(注19)之请,先在成都南郊鉄象寺四川尼众学院教书,后来一直在峨嵋山中峰寺峨眉山佛学院教书,退休后坚持佛学和敦煌研究,2009年巴蜀书社出版了《龙晦文集》,收集了他一生中三分之二的论文,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停止学术探讨。他病重期间,我和儿子专程从美国回来看望他。他在病榻上还给我们讲诵了辛弃疾和陆游的诗词。他的视野是宽广的,在他最后一年读过的书中有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文明与冲突》的英文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秦家懿教授的Probing China's Soul: Religion, Politics, and the Prote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父亲给我留下了三笔遗产。一是我年轻时开始学习英文;二是我步入中年后,意识到需要攻读博士学位,通过他的关系,我开始了佛学的研究。两次都是在全国上下不读书的时候,我找到了自己的出路。三是做人要正派。从他对任​​中敏教授和张怡荪教授的态度,我看到了做人的榜样。虽然父亲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专打小报告、一心想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小人,包括知识分子中的小人,我从来都是蔑视的。

父亲留给我们的诗歌

  2011321下午,像往常一样,我和儿子来到华西职业病院看望父亲。父亲认出了我们,大概是下午午睡后,父亲精神很好。我们告诉他,负责治疗的周敏医生说,可以作些准备,让他出院。但目前天气不好,我们希望他清明节出院。父亲听到清明可以回家的消息,显得十分高兴。这时,父亲伸出了他的右手,吟诵了辛弃疾的《念奴娇》,他似乎很清醒,像是在给我讲解他一生坎坷的经历。

        我听到楼空人去时,突然有了不祥之感,难道我们真的会看到楼空人去的凄凉吗?父亲继续念到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杉千曡。料得明朝,尊前重见,……也应惊讶问,近来多少华发?我明白了,父亲在总结他一生!此时,我不相信这是他的临终遗言。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又重新吟诵了一遍。我掏出纸笔,赶快写下了几句。我辈经历了文化革命,青年时代没有很好地读过中国古典文学,虽然我也读过辛词,但这首词我却不熟悉。我知道家里有《全宋词》,我回家后能查到。

念奴娇    辛弃疾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时节

东风欺客,一枕云寒怯。

曲岸持,垂,此地曾轻别

空人去,燕能

东头,行人长见纤纤月。

恨春江流不新恨云山千

料得明朝,尊前重里花折。

应惊问:来多华发

第二天,达理妹去看望父亲,父亲又念了另一首陆游的诗,抄录如下:

世味年薄似骑马客京

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杏花。

斜行作草,晴窗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明可到家。

       看来父亲是如此地盼望着清明回家。他用诗歌的崇高境界,转达了他对生活的眷念,总结了他的一生。他没有留下遗嘱,却用诗歌给我们留下了他的精神

20144月于美国加州洛杉矶西来大学

1 王利器(19111998),江津人,著名国学大师,毕业于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曾在北大等大学任教。 1954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古籍刊行社后,着力于文学遗产的整理工作。王利器先生的著作颇丰,另有单篇论文约百万余字发表。王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文革中红卫兵曾多次抄其家,掠夺其善本书籍。他的善本书籍甚至在毛夫人江青的书房中发现,江青竟然盖上了她的印章。王先生于 1979年离休,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黄季陆(18991985),名陆,又名学典。四川永宁(今叙永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留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曾任四川大学校长。

王颂咸 (19041972)四川珙县人。擅长油画。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早年参加革命,历任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成都艺术专科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西南美专校长、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文革中惨遭迫害含冤辞世。

李井泉(1909 - 1989),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方东美(18991977)安徽桐城人,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台大哲学系主任,教授,中国著名哲学家。

吴劭先(?- 1967),四川岳池人,曾参加辛亥革命,任过教育司长。

梁启超(1873 - 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曾与老师康有为合作戊戌变法;清华大学四位国学导师之一。

任继愈(1917- 2009),著名宗教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先生的自选集曾提到过张怡荪教授。

丁声树(1909- 1989),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父亲曾告诉我,张教授去北京开《藏汉大字典》会议,丁先生亲自到机场迎接,还问张是否记得他。张说记不清了,丁说,我曾听过您讲《楚辞》。

10  潘文华((18861950),字仲三,四川仁寿县人,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11  邓锡侯(1889 - 1964),先后任川军护国军营长、国民革命军28军军长、中央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 50年代后任四川省副省长。

12  父亲冒着相当风险,保留了他与任中敏教授的通信,其中有任先生被发配到四川什邡军垦农场,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无理克扣工资,以及后来补发工资的情况。任中敏教授的弟子王小盾教授准备出版任中敏文集,向我索取信件,我们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发表这些信件,作为历史的见证。扬州大学也有意收集任先生的遗物,作为历史文献。

13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书法家、文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历史研究所和考古所所长。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3页。郭沫若先生的学术成就尤以考古和历史见长。据说他曾向三位对他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的学者致谢,一位是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黼(1887- 1962),一位是北大教授,最后一位是父亲,而父亲的地位最低,仅为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教员。

14  张毅(1924- 1994),字汶江,中外关系史专家。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父亲的忘年交,一生坎坷,四川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曾借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和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参与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

15  1970年起,中国与欧洲、非洲、南美洲诸国建立外交关系,遂派大使赴任。各国仰视我五千年文化的泱泱大国,纷纷赠送百科全书和反映该国文化书籍,而我使节却只能拿出中国小学生使用的《新华字典》回赠,很没有面子。大使们回国述职时纷纷向外交部和周恩来总理反映“大国家,小字典”的局面,加上国内十余年来只有一本袖珍《新华字典》,这本小字典是上世纪50年代编写的,文革前曾多次再版,但文革中没有再印。直到1972年后中小学生师生急需才不得不重印。同时国内也急需各种中外文字典工具书。 1975523617,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教育部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出版规划会议,期望改变这一困境。是年821日,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签署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文件,即1975137号文件,拟定了《1975年至198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 确定由湖北、四川两省编辑出版《汉语大字典》。并计划由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组织400余名专家,在十年内编撰出160部高质量的各类中外语文词典。

16  欧阳竟无(1871-1943),字镜湖,江西宜黄人,四十岁之后改字为竟无,尊称为欧阳竟无先生,竟无大师,支那内学院的建立者,复兴佛教法相唯识学,是中国佛学研究的先锋。见《内学》第一辑,收于《内学杂着》上,载《欧阳竞无先生内外学》第十二册),192412月。又见郑晓江主编,《融通孔佛:一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

17  我多次与父亲探讨老庄哲学,父亲叫我读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并说,司马谈对道家评价最高,他也很喜欢道家。父亲特别欣赏老庄的明哲保身哲学,在专制制度下,动则得咎的环境下只能保持沉默,这也算是做人的底线,明哲保身是没有办法的事。

18  各地图书馆在文革中都被迫关馆,相当一段时期没有开馆。大概是在1971年底以后才有松动。

19  隆莲法师(1909 2006)出生诗书世家,中年出家,拜能海法师学佛。曾参加过《藏汉大词典》的编撰。 1984年,中国唯一的一所国家级培养佛门女弟子的四川尼众佛学院成立,隆莲法师出任院长。

编辑戚亚男2014-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