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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中文系任中敏先生在四川生活的点点滴滴

 

 


  任先生在四川住了将近
30年,他的主要著作《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唐戏弄》、《优语集》、《教坊记笺订》都是在四川完成的,《唐声诗》与《敦煌歌辞总编》虽然是在离川之后完成,然而资料的集成仍大部分在四川。任先生对四川很有情感,尽管他在四川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写《唐戏弄》与《优语集》时经常强调要多注意四川,常常说“扬一益二”,要把川戏光辉业绩挖掘出来,从未因受到某些人的排斥而不注意川戏。果然在《唐戏弄》及《优语集》里有所体现,使川戏中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在两书中得到凸现,他曾搜集川戏资料去拜访过川剧名角周企何,也常与川剧学校川剧研究室的彭其年先生来往,那种锲而不舍的认真态度,四五十年了,至今我的记忆犹新。

  任先生到四川在1949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相当长时间没有工作,住在他北大同班同学张煦(怡荪)先生家里,张先生家住焦家巷西头,据张先生说,古代成都的碧鸡坊就在附近。张先生住北屋,任先生住南屋,生活怎么办?就由师母王志渊做扬州味的薰豆,任师母的薰豆味道做得顶不错,做好了由任先生挑上街去卖,到附近的小酒店转,由于味道很鲜美,销路很好,每天总能很早销完回来,丢下箩筐,便摸笔杆,在树荫下开始著述。大概是林山腴老先生吧,还为他题写硬纸做的市招“扬州薰豆”,更惹人注意。

  任先生卖薰豆的消息,辗转传开了,居然传到了北京柳亚先生的耳里。柳先生与任先生在抗战时期都住在桂林,关系很不错。柳先生是很热忱的人,但是非常口吃,他忍不住了,每遇见来京的四川人,他总要打听:“成都有个任中敏先生生活怎样?”后来终于遇见了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管教育的负责人,托他送笔钱给任先生,并说:“他是中国的大戏曲家啊!”这位负责人看到柳先生说话态度十分认真,口吃像着急得不得了,对柳先生说:“怎好叫您老破费,我们以统战名义送他一笔钱,待有机会让他工作好了。”这位同志从北京回到重庆,便由重庆汇了一笔款与任先生。

  任先生接到这笔钱,还不知什么来头,自己没有工作,怎好接受,便把这笔钱退了回去,据说如是者三次,仍然挑着薰豆上小酒馆去卖,这段生活如果要概括,大概就可以用“碧鸡坊头卖薰豆,焦巷南窗好著书”来说明。街道老人至今还记得这件事,一位蓄仁丹胡子,白发满头,带起一幅老光眼镜、穿着中式白大褂的来酒馆卖薰豆,味道特别好,从不议价,操着一扣刚劲的下江口音,由于性情爽直,加上货真价实,很快就卖完。

  后来张怡荪先生作了一个大学(川大)的文科研究所所长,便力劝任先生参加他的研究所工作,从此任先生便到了望江楼,告别了卖薰豆的生涯,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50年代,资料,特别是敦煌资料特别缺乏,掌握在到过伦敦巴黎的少数学者手里,他居然能在没有助手,资料稀少的条件下,写出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来填充这方面的空白,在敦煌曲的理论上至今仍有影响,这不能不是一件奇事。

  大学要开科研会,展览成果,张先生,任先生都是老先生,要他们带头把所有发表的东西都交去,任先生把他30年代到50年代的书稿全部收齐,临交前用秤称了一下,重61两,因此它自己戏取了一“六斤一两之室”的别号。

  任先生青年时代任过胡汉民的秘书,在桂林时期作过汉民中学的校长,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1957年他不服,他说:“冯玉祥的秘书成了统战对象,胡展堂(即胡汉民)终身反蒋,我作他的秘书倒成了反革命,我想不通”,大概就因为这个原故,又划了右派,当时《唐戏弄》已印成书,堆在书栈里,不能出售,书店负责人因为《唐戏弄》部头很大,如不能出售,亏累甚巨,因此要求审查,经某高级负责人仔细看后,认为可以发行,但作者得改革名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改名“半塘”。用任先生的话说,“半塘”二字是拆字格。说明后半生尽力研究唐代音乐文艺,从此以后便由“任二北”改成“任半塘”了。

  任先生这段生活是艰辛的,工资降到最低级的副教授,叫他去做资料工作。每天他用背兜背着资料,提着水瓶去上班。

  1966年来了,“四人帮”为了要使“一代红装照汗青”,不惜“万家墨面没蒿莱”。红卫兵这里抄家,那里勒令,到处吆喝,街头校内沸沸扬扬,上午弄大批人打着黑脸游街,下午押着一大串人带着高帽子示众,甲组织来抄家刚过去,乙团体又来再抄,任先生的工资降得很低,仅能拿生活维持费,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据闻一位红卫兵对着一批受监管的老教授们说:“你们这些老混蛋最会混水摸鱼,你们下池塘去摸鱼吧!”说完,便有人来推他们下水。一位研究宋史很有名气的教授,因为态度兀傲,便把他蓄了几十年的长胡子拔光。又叫另一位搞音韵研究的老教授,把他自己终生研究的稿子,当众跪着自己焚烧,以示忏悔。

  那么任先生后半生的稿子怎样呢?幸亏他有先见之明,将《唐声诗》的稿子和《敦煌歌辞总编》的资料事前交我保存,我是一个久经风雨的人,在这样乱的日子里万难幸免。为了不负所托,我把这些稿子和资料转移到我内人在龙泉山的学校,她教农业课程,与附近农民关系较好;为了更加安全,又把它转到老农民家里。

  但事情并没有了结,到处相互检举揭发,要清任先生的稿子来烧。我虽然未受到勒令抄家的待遇,但也游街打黑脸示众过几次。一天一个小组的红卫兵到我家里气势汹汹地说:“要你交出任老头稿子”,不由分说,便在家里东清西找,不但把书籍翻得七零八落,连信件照片也飞满庭院,最后没有见到稿子的踪影,才悻悻地抱了一批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离去。晚上又来要我交代,大概我顶了几句,他们便要罚我跪,不拿出来,不准睡觉。后来有位学生平时考我的课,很难及格,我看她的专业课好,分数给得宽。大概她为我讨了个饶,对他们说:“老头儿年纪大了,让他继续交代,叫他滚回去吧!”于是大家都吼:“还不快滚!”回家时已是12点多了。

  在清队时他们老是问我:“你为什么跟任老头来往那么密切?你们在搞些什么?你教数学、外语的,你为什么要跟他来往?”这些质问密如连珠炮,也很难答复,只好答:“敬重他有学问。”一位长着一张原则脸,经常讲几句立场话的人咧着嘴又问:“我们组上x老师,x先生不是专业也很好吗?整天睁着一对愤怒的大眼睛(我家三代人都是大眼睛),你们在一起讲些什么?”

  我因解放前被四川高等特种刑事法庭逮捕,坐了一次监,解放后一直为这件事受到疑惑。尽管我出监有一张特刑庭的《不起诉处分书》,在《不起诉处分书》里将我的口供叙述得很详细,但很难使领导相信;加上我性直爱顶撞,上面早已委托人暗中关照我,我尚不知,所以风雨不止,一直磨到70年代。据领导自己说,跑了八十几处外调,花了七八千块钱(当时是个大数目),总算有了确切结论,终于在19714-5月间提前回来工作。回校时任先生仍在监管中,那6年真是“海内无人问死生”的年代。任师母已搬至水井街斗室住,体弱多病,幸亏内人托儿子、女儿常去看望师母,有困难时,作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

  人们对那毫不讲理、目无法律的“四人帮”统治早已感到厌恶,希望有人能出来拯救万民,此时的形势是“万木无声待雨来”。1976年,平地一声雷,在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的情况下,叶帅终于将“四人帮”逮捕了,大家惊喜之余,奔走相告。十年的一出闹剧,人民痛苦万分的状况结束了。任先生也得到解脱,调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去搞研究,住在他的侄儿北京铜锣巷家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又‘敲锣卖糖’了。”“糖”比喻他又重新搞起唐代文艺。

  在他离川之前,我们才将他存放我处的《唐声诗》稿子寄《敦煌歌辞总编》的资料,从龙泉山取出,全部如数交与他,他在北京继续整理,然后转回到扬州编成。虽然我承受了一些屈辱和风险,终于让它保存完好,没有辜负使命,也算尽了我一点小小的责任吧!

本文选自陈文和、邓杰编《从二北到半塘:文史学家任中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