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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家方文培的学术生涯
方明渊  方明泽  方明溯

  方文培(1899~1983),四川忠县(今属重庆市)人。植物学家,一级教授。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学系后,进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当研究生,1927~1932年被派回四川进行野外植物调查。1934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1937年获博士学位。1937年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1948年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邀请赴美讲学。195l~196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参加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大规模野外植物调查,足迹遍及四川各名山大川,采得标本11万号,100多万份,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各大植物研究所的标本藏量,同时创建了中国高校藏量最丰富的四川大学植物标本馆,为以后编写《中国植物志》、《中国树木志》、《四川植物志》等及国家建设、教学、科研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1939年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除教学外更潜心研究峨眉山植物,1942~1946年出版《峨眉植物图志》共2卷4册,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获英国皇家园艺学会赠与银质奖。先后发表槭树科、杜鹃花科、山茱萸科、八角枫科等13个科的重要论文90余篇,发现新植物301个(新种171个,亚种25个,变种105个),编著《中国植物志》、《四川植物志》等专著11部。方文培曾任四川大学生物学系、西南农学院林学系主任,华西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植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四川植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英国皇家园艺学会、荷兰皇家园艺学会会员。

一、家世与求学

  方文培,字植夫,18991210生于四川忠县(今属重庆市)19831130在四川成都逝世。

  方文培的父亲方启岱是农民,祖父方肇文是农民也是土法造纸工人。方文培儿时得益于祖父教其初识汉字和农耕知识,8岁人私塾,辛亥革命后考入乡办新式小学就读,1916年升人县立中学,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自幼对博物学甚感兴趣。1921年考入东南大学,进入刚设立的生物学系就读,时秉志任系主任,兼授动物学,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教授植物学,他们诲人不倦,教书育人,对方文培甚是关心。方文培选读植物学课程较多,陈焕镛所著《中国树木学》一出版,方文培认真学习,陈焕镛还在教学余暇多次为其讲解答疑书中不易理解之处,方文培从此掌握了几百种植物和它的分类原则,成为日后他从事植物分类研究的基础。一次,他在图书馆借阅图书时见到英国植物学家编著的《中国植物名录》(FBForbes & WBHemsleyIndex Florae Sinensis 1-31886---1905)和美国植物学家编著的《华西植物志略》(CSSargentPlantae Wilsonianae 1319111917),他十分惊异,这些记载中国植物的书竞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编著和出版的。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决定学好植物分类学,为将来研究和编写《中国植物志》打下基础。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1927年考入由多位留美归国科学家创办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当研究生,时秉志任所长,胡先骕、钱崇澍先后任植物部主任,同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还有东南大学同学孙雄才和郑万钧。钱崇澍热情指导他们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论文,还不时带他们到南京郊外的紫金山、牛首山、玄武湖做野外植物调查、采集标本等。也在这时,在钱崇澍的指导下确定了槭树科和杜鹃花科为方文培的研究题目。19271932年,方文培被派到植物种类丰富的四川进行植物调查与标本采集。1934年,他考取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留学奖学金。同年9月,他和陈封怀一起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在生物系和植物园主任WWSmith教授的指导和JMCowan博士的帮助下,方文培拟定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槭树科植物的分类研究”。在考证了爱丁堡植物园和伦敦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收藏的槭树标本后,1936年夏,他去法、意、德、奥等国植物标本馆参考模式标本,并和那里的植物学家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1937年夏,方文培完成论文,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随后成为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会员;后又成为荷兰皇家园艺学会会员。七七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英国后,方文培十分着急,他惦记着国家的安危,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遂改变原定去美国考察研究的计划,急促启程回国,同年9月回到国内,应聘任四川大学生物学系教授。1948年秋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邀请赴美国讲学,1949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方文培决定立即回国,此时由美国到中国已十分困难,然而他绕道英国,终于在当年12月回到成都。

 

二、采集标本建立植物标本资料库

  没有充足的植物标本,难以开展深入的植物研究,方文培非常重视野外植物调查。他一生先后采集植物标本11万多号,计100多万份,分发北京、南京、广州等植物学研究单位,同时也注意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1948年他赴美讲学,在哈佛大学期间,将自己并不宽裕的旅费,全用来拍摄该校保存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4000多张,回国后全部赠给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成为该所日后编撰《中国植物图片集》的组成部分。从1929年开始,他花了近10年时间,全面收集了有关槭树科和杜鹃花科的中外原始文献,打印成数千张卡片,存放在四川大学植物研究室供所有研究者共同使用。他参加与主持的野外植物调查和采集活动大致有3次。

  1.第一次,19271 932

  受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派遣,方文培到四川进行植物调查,几年间先后到金佛山、峨眉山、康定榆林乡、汉源大相岑、马边杉木岗、洪雅瓦屋山、灌县青城山、西昌、盐源、盐边、会理、城口等地调查。这些地方自19世纪起,就有一些外国植物学者曾去考察,并有大量标本保存在国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相关的文章。这次调查是国人在上述地区的第一次系统的植物调查,所以方文培十分重视。当时时局动荡,各方面条件十分困难,他以超常的毅力和勇气,克服了调查中所遇到的种种艰辛和危险。通过调查,他对过去的报道作了很多的补充,同时还发现了很多新的植物种属,如金佛山的粗脉杜鹃、金山杜鹃、弯尖杜鹃、川南杜鹃、长穗鹅耳枥和金山安息香等新种。木瓜红属也是这次在峨眉山所采标本,由胡先骕鉴定确认为新属。这5年调查总共采集标本12 000多号,计10万多份。

  2.第二次,19391946

  抗日战争时期,为避日机空袭,四川大学由成都迁至峨眉山。方文培借地理之便,教学余暇,全力投入到对峨眉山植物的研究与调查中。采集不同季节的标本,只要有植物开花就上山观察与采集。峨眉山的每一个山冈与沟壑,都留有他的足迹,他还安排专职采集员,几年来对峨眉山植物调查最翔实,为编著《峨眉植物图志》累积了充足的资料。所采大量标本存于四川大学博物馆,重份分送给了北京、南京、广州等植物学研究机构。

  3.第三次,1 9511 965

  新中国成立后,19508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植物分类学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野生植物调查,为编著《中国植物志》创造条件,方文培承担主持四川方面的调查工作。为了培养调查人才,19511953年他去重庆西南农学院林学系兼任系主任和教学工作。19511965年每年都组织35个植物调查队,最多时有8个队在野外工作。参加调查的植物学者包括四川大学及西南农学院的植物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也派人支援。调查地域包括四川北部的阿坝、马尔康、平武、松潘、城口;川西的康定、天全、宝兴、石棉、峨眉、甘孜、茂汶(今茂县、汶川县、理县);川南的金佛山;川东(今重庆市)的巫溪、奉节等县。方文培还不时到野外现场考查并指导工作。经过10多年的共同努力,共采得标本96 000多号,计95万多份。

方文培在近40年的调查中共采得标本11万多号,计100多万份,这些标本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各大植物研究所的标本藏量,为查清我国的植物资源,编撰《中国植物志》,《中国树木志》和《四川植物志》提供了充足的实物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宝贵的财富,他所付辛劳功不可没。同时他一手创建的四川大学植物标本室,现藏植物标本45万多号,成为国内高校中首屈一指的植物标本室。

 

三、主要研究成就

  方文培对植物分类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杜鹃花科、槭树科、山茱萸科、旌节花科、杨柳科、芍药科、报春花科、蓝果树科、八角枫科、胡颓子科等13个科都有深人研究。共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植物学专著11部。共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奖项8次,包括国家一等奖2次。他是世界公认的槭树科和杜鹃花科专家。

  1.中国第一部地区性植物图志——《峨眉植物图志》

  峨眉山风景秀丽,植物种类丰富,早已远播世界。19世纪后叶,就有英、德、俄等国的植物学家、传教士、园艺学家、地理学家等登临考察,零星采集过一些标本。

  方文培回国后,原拟先研究中国经济植物,期能尽快富国利民、振兴国家经济,但由于日寇侵略、国土沦丧,科研条件每况愈下,故转而就近利用课余时间,潜心研究峨眉山植物。峨眉山顶海拔高度3099米,山麓僅高400余米,相对高差2600米,气候差异很大,常常山下是酷热盛夏,山上仍寒冷如冬,地形的特殊性,造就了植物生长的多样性,因此它不仅是四川植物种类分布最丰富的地区就全国而言,它也有很多有代表性的植物种类,且其中为世人不知者尚多。经几年调查,方文培初步判定峨眉山植物至少在3000种以上。外国人所发表的少数峨眉山植物,多分散于欧美各国书刊,时有材料不全或存在疑难有待考证者。为全面翔实记载峨眉山植物,方文培于19421946年编撰出版了《峨眉植物图志》第12卷,共4册,其所载植物多是地区特有种、新种、区原种、疑难不确定种类及重要经济植物等,每册记载约50种,4册共计200多种,分属20个科(),其中新种20个。书中每一植物均有墨线图,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载,新种则增加拉丁文记载,便于中外学者使用。此书一出版,深得各方赞誉。1942年,英国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率(英)皇家学会科学使团来华,见到该书后特致函祝贺,并盼他能同国际学术界交流,为此他期望专程来成都会见!(英)邱皇家植物圆主任科顿博士(Dr. A.D.Cotton)收到书后发来贺信称,在这艰苦的战争时期能出版如此新书,我们深为敬佩您的不屈不挠精神与勤奋,您的杰出成果,对广大植物学家们是极大的鼓励,;美国哈佛大学梅尓诺博士(Dr. E. D. Merrill)读到新书,来信云,他将著文致国际上的“生物学文摘(Biological Abstracts向世界推崇此书;“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为此于1950年授予他银质奖章一枚。

  原计划编撰《峨眉植物图志》10卷。后因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委会成立,方文培担任编委,并承担多科的编写任务,同时还担任《四川植物志》主编和杜鹃花科与槭树科的编撰工作,《峨眉植物图志》的编撰工作就推后了,“文化大革命”中,其后续工作完全停止。此后他的学生胡文光、胡琳贞完成了《峨眉山种子植物名录》的编撰。

  1995年,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WTStearn在国际著名期刊CurtisBotanical Magazine12卷第1期上,发表了用方文培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新植物Epimedium fangii Stearn,以纪念方文培潜心研究峨眉山植物的成果,并称赞“他是了解峨眉山植物的第一人”。

  2.中国槭树科三级分类系统

  槭树是一种优良木材树种,种类甚多,槭树的叶形及在秋季脱落前变为红色的特征和枫树相似,因此不少人就把槭树误叫为枫树,例如《植物名实图考》中所载三角枫和德国植物学家命名为Liquidambar rosthornii Diels的南川植物都是把槭树Acer sinense Pax误认为枫树。

  植物学的分类,自瑞典植物分类学家林奈奠定分类基础以来,高等植物的分类都是以花为主去进行的。然而槭树的分类则一直未合理解决,因槭树的花小且常呈淡绿色,并混在叶中,野外工作多不易采得,就是采到了,也因花的构造很复杂,两性、单性、杂性都有,使得在分类工作进行中也仍存在一些困难。德国植物学家FPax19世纪末起,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槭树的分类,发表了不少专著,然而后来经过各国植物学家的继续努力,才知道Pax当时把雄蕊生于花盘上,或在其内侧抑或外侧作为分类重点的原则并不可靠,槭树的分类也就一直未合理解决。

  方文培从1926年研究槭树时起,就决心把槭树科植物从分类学上进行全面整理。他查阅了有关槭树的全部中外文献,参考了全国各植物研究所的槭树标本,结合野外调查中在各种环境下对相同植物的观察研究,他提出槭树的分类应根据其全部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的特点来做决定。从1932年起,他发表的《中国槭树科初志》、《中国槭树科再志》和《中国槭树科专志》中,把当时已知80余种中国槭树科植物分为金钱槭属、槭属;槭属下再分组。这是他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接着他和钱崇澍联合发表了《中国槭树属的地理分布》。随着资料的累积,1966年他发表的《中国槭树科的修订》,及在以后的《中国植物志》槭树科中,他再次确定在槭树属中,不以雄蕊着生位置及花盘的存在与否作为分类的首要特征,以免使亲缘关系不相近的种类归并在一起。同时为了反映出本属里面的复杂关系,他将分类层阶由两级提高到三级,即先以单叶、复叶为标准,将槭属分为槭亚属(单叶)叶槭亚属(复叶)。亚属以下分组,组以下再分为系。组、系的排列则参照演进程序,以达到自然分类系统的原则,使槭树的分类系统趋于合理,也便于应用。这样划分,全世界的槭树属共有2亚属、22组和35系。中国产槭树145种、槭树属2亚属、15组、21系,较以前增加1倍。这是方文培在槭树科分类上的最大贡献,也是对植物分类学的贡献。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986)中写到:“30年代在强有力的西方科学文化及林奈命名法的影响下,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的方文培,于1939年发表了中国槭树科专著,他用英文著述,采用林奈命名法其中没有一个中文名称及汉字。而后来在他的另一些著作,如《峨眉植物图志》中.就包括了所有植物相关的中文名称,并进行了讨论。”方文培的著作推广了双名法的运用,也注意到了中外植物名称的统一,促进了当时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发展。

  3.开拓杜鹃花的分类研究

  杜鹃花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种类繁多,它又是一类著名的观赏植物,因此它在植物学及园艺学上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一个杜鹃花种类十分丰富的国家,也是杜鹃花栽培历史十分悠久的国家。

  中国研究杜鹃花分类起步于20世纪初叶,方文培是其中最早的研究学者之一。从1927年在中国科学社植物研究所时,即已开始搜集整理有关杜鹃花分类的中外文献,他于1935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杜鹃花的文章《中国落叶杜鹃》,总结了国内外有关对中国落叶杜鹃的分类研究,经研究发表的中国落叶杜鹃仅有32种。方文培对每一种的特征、生长习性、地理分布及文献考证等重要问题均做了讨论。在这32种中,多数是外国学者根据采自中国的标本,经研究鉴定而发表在国外书刊上,国人研究发表的仅胡先骕和陈焕镛各一种共两种,加上方文培于文中发表一个新种共3个种。此时存于国内各研究所,由秦仁昌、汪发缵、俞德浚、郑万钧、蔡希陶等,15年来所采杜鹃花标本已为数不少,但由于对杜鹃花的研究鉴定尚存在某些困难,故少有人问津。方文培此后对这批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采用林奈分类法,给以鉴定定名,多达150多种,更可贵的是,其中有120多种标本采自模式产区,这就为日后继续研究提供了另一份模式标本。他于1939年发表了综合性研究报告《近时所采之中国杜鹃》一文,使杜鹃花的分类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直接影响并推动此后杜鹃花分类研究。1942年,他在《峨眉植物图志》第一卷中记载了峨眉山杜鹃花20多种;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一方面是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要开展植物的野外调查採集工作;在研究上至70年代末,他有关杜鹃花的论文共发表新种66个,全国性的工作尚待继續深入。他的地区阶段工作小结是四川地区的研究,也是他编著的最后一部杜鹃花专著《中国四川杜鹃花》,由科学出版社于1986年,用中英两种文字分别出版,全面总结四川杜鹃花的多年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美国杜鹃花学会会刊(Journal American Rhododendron Society),于1987年发表评论说:本书由方文培教授主编,是对四川多年考察研究的结果,汇集的资料有着迷人的魅力,在编篡上按亚属,亚组及种为序,共95种,基本上代表了杜鹃花属的全貌,有拉丁名的索引,易于查阅,是植物学家,园林工作者极好的参考书,当我初得到他时真是爱不释手。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会刊(Rhododendron,TheRoyalHorticulturalSociety,London),1988年评论云:全书图文并茂,500多幅精美图片,直接取才于野外,有每一种杜鹃花的特写,生长环境的照片,和植物特点的显微放大摄影,也有每一种的分布地图,标明了产地。非常宝贵,价值甚高。在国内也一致受到好评,经申报获得199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他的研究确定了中国是杜鹃花的故乡,原产地.早在白垩纪地球上即已出现了杜鹃花,到第三纪时极为繁盛,后经第四纪冰期,绝大多数地区的又遭灭绝,仅亚洲东部特别是我国云南、四川部分地区少数的得以幸存,其中又以横断山脉地区分布较为集中,它们在这里继续繁演,分化,演进,成为现在杜鹃花的发源地。现在世界上已发现的杜鹃花约1000 多种,而其中570多种分布在我国,近半数为我国所特有,我国是杜鹃花的故乡和分布中心。他一生共撰写杜鹃花论文25篇,发表杜鹃花新种66种,对杜鹃花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当之无愧是中国杜鹃花分类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4.实现夙愿编研中国植物志

  195910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成立大会,会上讨论编写《中国植物志》的相关事宜。方文培感到多年的夙愿将得以实现,十分喜悦。出席会议的有钱崇澍、陈焕镛、胡先骕、裴鉴、郑万钧、耿以礼、蒋英等数十人,在分工时方文培欣然接受了槭树科、七叶树科、杜鹃花科、蓝果树科、八角枫科、山茱萸科、胡颓子科、桤叶树科等10个科的编研任务。他正从国内外收集文献资料、集中标本、紧张开展工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仅文献资料损失巨大,而且他的健康遭到严重摧残,整整十年无法工作。“文化大革命”过后,他虽年逾古稀,仍夜以继日地工作,力图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亲自动手编研或指导青年教师,合作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第46(槭树科、七叶树科);第52(2)(胡颓子科、八角枫科、蓝果树科);第56(山茱萸科、桤叶树科);和第57(2)(杜鹃花科)

  在编研过程中,方文培十分注意植物的名称,一方面注意使用国际统一的拉丁学名,以利国际交流;另一方面也注意使用民间流传较广的中文名称,以便于推广应用。他把合理订正中文名称,作为自己严肃的任务来对待,如蓝果树科,最早是根据拉丁学名Nyssaceae音译为“尼萨”科,20世纪30年代依照江苏宜兴的俗名叫“紫树”科,70年代改为中国江南各省通称的“蓝果树”作为科名。蓝果树科共有3属,原来只知中国有蓝果树属1种,通过这次研究鉴定,发现中国有7种之多。原来只知道美洲蓝果树多,现在中国成为世界蓝果树最多的国家。

  此外,方文培的研究成果,还有山茱萸科的四照花属、青荚叶属、桃叶珊瑚属的研究论文。方文培还主编《四川植物志》,他合作编撰了其中的七叶树科、蓝果树科、槭树科等。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发表过《川康之经济植物》一文,介绍川康地区具较大经济价值的植物35种,供有关部门选择开发利用。也曾为西南地区大家熟悉的香料植物进行过研究,发表了《四川花椒属的初步研究》。为保证科研工作的开展,“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四川大学专门设置了“植物分类研究室”。

 

四、培养人才

  方文培自幼家境贫寒,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磨难,深知获得学习机会之不易。1937年,他应聘来四川大学生物学系任教,讲授植物学、植物分类学;在林学系讲授树木学等课程。教学任务虽重,他总是认真备课,课前写出讲稿,课后又常对学生进行辅导,指导学生野外实习。他编写了《植物分类学研究方法》、《植物分类学备要》和《植物分类系统比较》等资料,1957年还编写了植物分类工具书《拉丁文植物学名词及术语》。使学生的知识,技能大大提高,他生活俭朴,一生专注于工作,十分关心国家人才的培养,将自己的工资节约下来,资助贫困同学,并在学生中设立奖学金,资助优秀的青年学生尽快成长,生命科学学院的有几位教师、就是那时毕业工作的。植物学尤其是植物分类学成了学校的特色,国家的重点学科,生物系(今生命科学学院)也成了国际知名的系,长年都有国际上著名的专家,学者来此参观,访问,开展学术交流,全球植物學的研究发展動態,都能即時傳达到校园,创造了学科发展更为有利的条件。生物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大都分配在,国内各重点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和生产等部门工作,每年都有几位学生分配到中国科学院, 1956年植物学专业一个32人的小班就有8人之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部门任职。为查清国家的植物资源,全国的大型科研(中国植物志)的编研项目,2010年评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我院先後即有25人参加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培养了大批植物专业、林学专业本科学生、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他是我国首批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导师。以后成为博士点,植物学成为国家人才培养基养地,招收基地班学生,为国家培养高级建设人才。植物学作为国家重点学科,正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更大作用。

 

戚亚男2016年3月21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