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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一片蘑菇云

 

王方定

  

   科学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诚然,在科学上除了汗流满面是没有其他获致的方法的;热情也罢,幻想也罢,以整个身心去渴望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赫尔岑

 

  王方定,男,60岁,中共党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3年毕业于四川化学工业学院化学工程系。1958年开始参加有关核武器的研究。60年代初,带领他的课题小组,在简陋的工棚里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高水平地完成了原子弹点火用中子源的研制。1964年由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需要,毅然告别产假中的妻子、刚出世的女儿和不到两岁的儿子,奔赴青海高原,参加并组织了多次核试验参数的测试。十年动乱,虽身陷囹圄,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对党矢志不移,对原子能事业忠心耿耿,1973年被“解放”后,不计个人恩怨,重新又投入了新的工作。1979年调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后转向放射化学的基础研究,指导自发裂变过程引起的化学反应及电荷分布研究,兼任核工业研究生部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积极培养人才。曾以第一发明人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以主要参加者名义获国家发明奖三等奖一项、四等奖一项,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1984年起多次被评为院‘模范科技工作者”,中共核工业京区单位优秀党员和核工业部劳动模范。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幸运的是1953年我参加了我国原子能科研工作。从那以后,我和千万个从事原子能事业的同志一起,经历了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今天,我国已经具备了全面的核工业体系,建立了有限的核武装力量。看到自己在这个伟大的成就中,也曾经作出过一点微薄的奉献,是十分高兴的,我也为此感到自豪。回想在我刚参加有关原子能的研究工作时,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只有一个百人左右的研究所,缺乏先进的仪器设备。我所从事的放射化学工作,也只能以老科学家从国外带回的铀矿石和天然放射性元素作研究对象。而我国面临的对手,是用原子弹武装起来,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原子武器的美国。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就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武装干涉,直到用原子弹进行威胁。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侵朝美军打到鸭绿江边,扬言鸭绿江不是中朝国界。他们正沿着日本帝国主义走过的路向新中国扑来。当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后,侵略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向美国总统建议对中国实行核袭击,用3040颗原子弹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的东北地区。美国的总统以及国务卿杜勒斯也计划先制造舆论,然后动手。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运动人士都迫切希望中国能够掌握原子弹的秘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党中央就着手抓了有关发展原子能的工作。1955年中央书记处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的决策。以后又具体地组织全国各行各业共同协作,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核爆炸试验,建立了有限的核武装力量。

  我是1958年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调到刚刚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工作的。从此我开始明自,参加这项工作,对个人来说是要作出自我牺牲的。科研工作讲究出“文章”,但这项工作的成绩只能存档;研究题目,不能因为个人兴趣而有所选择,必须绝对服从需要。那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比起现在要差得多,为了尽快掌握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曾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1957年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议定苏联应在195811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核武器研究所成立后调来了一批58届的大学毕业生,其中学习化学的十余人和我一起组成了放射化学组。大学生们的任务就是作好接收消化苏联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准备。他们除了在业务上学习放射化学知识外,还向俄语教员学习俄语,以提高俄语水平。大学生们也帮助俄语教员学习业务。当时大家以为有苏联援助,我们掌握原子弹的秘密已指日可待;而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指望从中学习,得到提高。可是国防新技术协定始终未能实现,对原子弹的秘密我们仍一无所知。19596月,赫鲁晓夫正式拒绝向我国提供援助及其技术资料,年轻人的愿望全部落空了。

 

  这时,党中央提出要目力更生,让我们以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我国的经济和国防。核工业部也提出了“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口号。我们这个年轻的研究群体就在我国自己的科学领导人的组织指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我们这个组被指定参加第一个原子弹用的点火中子源材料的研究。原子弹是许多部件组合而成的,而点火中子源是重要部件之一。这种中子源是用来引发核爆炸的,它在平时不发出中子,只有在需要点燃核链式反应时,才发出需要的中子。因此,对它有严格的要求。

  任务是具体明确的,但它的完成并不是用个人能提出多少篇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来衡量,而是要用在关键时刻它能不能出中子来衡量。这对我们过去所受到的训练或人们对我们的评价标准来说,都是新事物。何况,我们又是一个年轻的群体,除了我是30多岁的大青年以外,其余都是廿二三岁的小青年。我们缺乏经验,于是,我们到处去查文献,翻百科全书,希望能找到一点启示,但是却没有什么收获。

  那时,除了务实(即敛业务)以外,我们还常常务虚,就是思想上的鼓劲儿。我们都很明白,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意义重大,它和我们的国威、军威息息相关。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说,如果中国掌握了原子弹将如虎添翼,外交谈判也就更好进行了。这给我们以很大的激励。在业务上,我们又从对中子源性质进行分析中了解到,中子源在一般情况下并无特别的新原理,只要能产生中子的核反应都可以用作中子源。如果我们在工作中重视质量,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做出合乎要求的成品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革命精神和充分的科学根据下,我们树立了信心,并且提出来,一定要和时间赛跑,决不能成为整个原子弹工程进程中的障碍,决不让时间耽误在我们手里。

  虽然我们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条件却是一片空白。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具有强化学毒性和放射性的物质,必须在严密封闭的环境中才能进行工作。当时,我们连一问合乎要求的放射化学实验室都没有,更不要说实验设备了。为了和时间赛跑,我们便着手建立一个简易的放化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用毛竹做梁和柱,用秫秸、黄泥做墙,用沥青油毡做顶的简易工棚,虽然其貌不扬,但里面还是按当时最好的条件设置。用油漆漆墙面和天花板,用橡皮板铺地。实验室所需的封闭设备,是同志们捡回来的两个废弃的手套箱,加上减负通风设备而成。前后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实验条件初步建立起来了。

  这种粗糙的实验条件,自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补充一点不足。手套箱的密封性能不好,我们就加强个人防护,每个工作人员穿上两层工作服并戴上双层橡皮手套、大口罩和有机玻璃面罩。安全人员带着探测仪器随时在我们身边进行监测。一次,我没带口罩操作,安全人员及时检查出我面部受到污染,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了污染的扩散。

  工棚的保温绝缘性很差。夏季,穿上一身防护服,挥汗如雨;冬天,又冻得不行。尤其是寒冷的三九天,工棚里仅靠取暖电炉供暖,室温只在零上几度,人在里面工作是很难煞的。更困难的是化学工作离不开水,洗涤器皿,配制溶液,都得用水。可每次工作结束,工棚里的水都冻成冰,连自来水管也被冻裂。老天是无法和勤奋者争斗的。我们用排空法战胜了冰冻。每天工作完毕,我们就排空自来水管的水,以保护水管;把化学实验室用的各种溶液搬到有暖气的地方。一个个困难被克服了。我们从不懂到懂,不断地积累经验,最后,完全掌握了工艺,生产出了比原定设计要求更高的成品,实现了“决不能因为我们工作延迟而拖了整个工作后腿”的诺言。

  中子源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就被告知准备去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基地建在青海高原。那里海拔3200米以上,是一片大草原,人们就简称它“草原’’。“草原”天气寒冷,年平均温度为零下40C,气压低,水的沸点不到900C。自然条件恶劣是早已为人所知的,有思想准备,最大的困难是要把北京户口迁出。户口一迁出,北京人口少了,住房指标也就减少了;女同志户口迁出北京,再生孩子就只能报西北户口了。这些具体问题,难免在人们思想上引起波动。那时,我们大多是30岁左右,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小女儿刚出世半个月。得到通知后,我的确很发愁的。也有人给我提出可以想办法留在北京。可是,我看到许多困难比我更大的同志毫不犹豫地去了草原;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很快就把情绪稳定下来,带着户口迁移到西北的大草原。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我回京探亲时,不但女儿不认识我,连大一点的儿子也不认识我了。

  到了草原后,碰到的许多实际困难是我们不曾想到的。那里一年到头脱不下毛衣,离不开棉衣。空气稀薄、气压低造成生活上的许多困难:馒头蒸不熟,蔬菜也很少,体力活动稍大一点就气喘吁吁,上楼梯更加费劲。人,一列车一列车地来到草原,可是,没有那么多房屋,不少人只好住在简易的地窝子里(我们戏称它为地下宫殿)或帐篷里。夫妻只能分居,只有假日一起到大草原上散步才能团聚一会。厂区间的公路没有修通,每天上下班都坐大卡车在草原上颠簸。总之,衣食住行都需要重新适应。更难受的是身体的适应要过两关:首先是高山缺氧反应,其次是鼠疫。那是游牧区,旱獭和老鼠特别多,因此是鼠疫传染区,大家都要打鼠疫防疫针。这种针反应很大,我打了一针,发烧到390C以上,躺了三天,就象害了一场重感冒。这两关过去了,才算在草原上站住了脚。一站住脚,我们就立刻投身到工作之中。那时,我们不但没有怨言,还以此而自豪,为自己赶上了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力量而庆幸。那时候,没有奖金,没有奖章,可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大家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是非的最高标准,每个人在集体事业的成就中实现了自我,表现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忘我的英雄气概。

  虽然我们的研究所在十分偏僻的大草原上,可是实验室的条件已远不是工棚水平所能比拟的了。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先进的。在那里,我们终于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并且继续进行了以后多次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年,即使是很普通的工作,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很有意义和终身难忘的。我曾经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参加过称量核炸药的工作,虽然只是普通的称量,可是又有多少人能有机会用自己的双手去抱核炸药呢?

  1964年下半年,正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紧张准备阶段,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我们在进行实验工作的同时,还要搞战备。我们也组成民兵建制,进行过多次防空演习。当年在核武器研究基地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都经受住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严峻考验。20年后——1984年,我们当年在大草原并肩战斗过的同志们,每人都获得了一枚镀金纪念章,我想,我们是当之无愧的。

  19641016日北京时间下午3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当天下午4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全国沸腾了,全世界被震惊了。美国总统约翰逊连夜召开白宫紧急会议,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研究中国原子弹的情况。当天,约翰逊说,“今天最大的新闻是在华盛顿时间早上3点,红色中国在大气层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但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中国还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路程,才能积聚起一些可靠的武器及其有效的运载系统”。美国人还估计,中国爆炸的是一个钚装置。事实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理论、结构设计、各种零部件、组件和引爆系统的设计和制造上,以及各种测试方法和设备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原理上,是采用的先进的内爆法,比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方法好;它采用铀-235做核炸药,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了重同位素分离这样的尖端技术(至今也只有少数国家掌握这种技术),这表明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能够迅速发展核武器。因此,它决不象美国所估计的那样是一个粗糙的装置。

  1016日以后,美国立即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产生的放射性微尘进行追踪侦察。他们报道说:中国的放射性云向东飘流,1017日到达日本,18日到阿留申群岛,19日到北太平洋,20日到美国西部。经过分析研究,他们才判断出来,中国是用铀-235做核炸药的,并且采用的是先进的内爆炸原理。但他们仍认为,我国发展核武器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程。事实上,到19655月我国就完成了核航弹试验,196610月又成功地进行了导弹运载核弹头命中目标的试验。这项试验的成功,说明我国的运载系统是可靠而有效的。难怪若干年后,美图的一些核专家和评论家在回顾当时美国政府的认识时说,当时,美国政府在为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而召集的白宫紧急会议上,对中国核武器的估计,是以错误的评价和错误的预言之多而著称的。

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美国用了74个月,英国用了47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半。而我国仅用了28个月的时间,在法国氢弹爆炸成功之前,就成了世界上第4个掌握了氢弹的国家。而且,我们的氢弹是一个1吨重的航弹,不象美国第一次热爆炸那样,是一个65吨重的火车头般的装置。

  我国在核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是来之不易的,这是在党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全国各行各业大力协同,军民团结共同奋战的结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人们以苦为荣,为能赶上为国防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而庆幸。那时没有奖金,没有奖章,可是人们总是把祖国和人民事业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动力源泉,有着充实的精神世界,而把原子弹爆炸成功看作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今天,已经过去26年了。26年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核工业有了更加深广的发展,转向重点和平利用原子能,开始了新的征途。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秦山核电站也将在今年年底发电;大丘湾核电站的建设也在紧张地进行。核技术和同位素在工、农、医、科研等各个领域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核科学研究本身也在继续深入开展。情况早已是今非昔比了。可是回顾创业初期的艰辛,我们这一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父辈和师长的教育和培养,没有辜负他们对我们的希望,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中,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也在震惊世界的成就中实现了自我。当到了该把我们曾为之奉献过的事业交给新一代的青年同志时,我们是问心无愧的。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必将会遇到新的困难,但我相信:只要拿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去战斗,困难是吓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

 

选自《攀登者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