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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贺锡泉,1968年底成都工学院水利工程系毕业,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我国环境风险评价开拓者,非突发性环境风险论创立人。

    贺锡泉自1981年起,在《环境科学》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1985年,获四川煤炭系统科学技术大会嘉奖,并被授与优秀专业技术干部称号。1985年,首倡环境风险评价,在国家刊物《中国环境科学》上,发表论文“试议环境影响风险评价”,开国内环境科学及环评界先河。1987年,贺锡泉进入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工作,期间,主持(或主研)"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三峡库区流场研究》和四川省科委重点科研项目《成都市降雨径流污染研究》等课题并获奖。

2014630

 

远去的年代  难忘的记忆

——一位上世纪60年代大学生的非常岁月

贺锡泉

 

考进成都工学院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我出生在江津五岔场一个半农半手工业者家庭。一湾綦河水从门前奔流而过,远去的浪花带走我儿时成长的多少苦涩记忆。1963年夏,我终于熬过三年“饿肚子”和“水肿病”缠身的高中苦读时光,迎来高考。班上一些从困境中奋力挣扎过来、成绩上乘的学生,似乎看到了希望和未来,有些踌躇满志。

这里,需提及一位受我们尊敬、指导我们高考的乐静芳老师。她来自北京29中学,解放前毕业于燕京大学与王光美中学同学。1961年全家因故从北京下放到江津,她被分派到我所上高中教语文课。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手工整而漂亮的板书,条理清晰且文采飞扬的讲课,令同学们倾倒。她在指导我们填报高考志愿时,不断鼓励优生“珍惜机会,放手一搏”。我们班有4人的第一志愿填报了清华、北大,我是其中之一,填的北大数学力学系(当年在川招生6人)。结果两上两下,我和另一名Z姓同学名落孙山,后均被成都工学院收入囊中,我从未因这一挫失而怨天尤人或后悔。几十年后,耆寿耇老之年的乐教授从重庆高专来成都定居时,我们再次缘遇,曾是友邻。

言归原处。19639月初,我跨入成都工学院水利工程系,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开始了大学生活。我上大学的五年,时逢一个多舛的年代。先是处在生活困难时期,半饥求学;尔后又遇上文革动乱,半荒学业。历史如此厚重地赋与一代人的青春,让我的成长经受了“饥饿”与“动乱”的双重洗礼!而在工学院的求学历程,有幸接受众多良师的教诲,使得我的人生多了几分平凡而不平常。

饥馑的求学年月

  1963年,还处在“三年饥荒”余威未尽,全民饥馑未消的非常年月。学校每月9元钱的伙食费,只能维持青年学生半饥半饱的生活。每天到了下午课外活动或晚自习后,我几乎都会感到饥肠辘辘,寸光难捱。穷学生别的又吃不起,只好外出买斤熟红薯填填肚。不然,不是跑不动就是睡不着。另加一句,我每月只有一、两元的生活零用钱(理发、看电影等全在内),不是每天都能吃得起的哦!

  位于川大与工院之间的文化路(亦称文华路),上接九眼桥下去三瓦窑,现新川大“文华活动中心”就在这条路上。那时文化路是一条城市老街,街两旁除有一两家小百货和文具商铺外,也有几家面食店和卖熟红薯的摊位。这里,常常是我和我的一舍330室友们课余的加餐点。一两角钱一斤的熟红薯,便是我的上等美味佳肴。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4年春,教育部决定大幅度提高大学生伙食标准后,始有改善而慢慢好转。一定程度上讲,是这些熟红薯摊,帮我度过了那段难忘的求学时光,功不可没!

    上世纪560年代,工学院内开有一餐馆,挂牌“香风味”,相信好多老工院人不会不记得。旧址位于教师食堂右侧(现留学生公寓北端前方),它是原成都市饮食服务公司设在工学院的唯一处营业餐馆。那年月,大家都在节衣缩食过日子,生意寥寥。我从未见过有同学靠近店门一步,就连教师也很少光顾,真是误了“香风味”一世好名声。当年,我每每路过于此,美味佳肴香飘扑鼻,实在令人垂涎。穷学生无奈囊中羞涩,即便三、五毛钱一份的青椒回锅肉,也只能远远地瞅瞅,望而却步。想起她,香难尽,风犹在,味未品。  

 

我敬重的几位老师

  英语老师王德华,当时不到40岁,气质脱俗,听说上世纪40年代末曾任德国驻渝领事翻译。英、德、俄三门外语的水平都很高,皆可任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苏联,俄语盛行,学英语的学生不多,往往一个系整个年级各专业加起来才一个班的人数。由于她夫君是我们系著名河流动力学专家华国祥教授,所以长期教7系的英语,无论是普通英语还是专业英语都教的很好,深得同学们的喜爱。选修二外时,我还跟她学了一小段时间的德语。我工作后,之所以能流畅阅读英文科技期刊并撰写英刊论文,与王老师的高水平授课息息相关。

  数学老师梁洪珍,温文尔雅,待同学谦和。我们专业(一个班)要求数学较多,她教我们班《高等数学》整一年半。批改作业认真,要求也严。记得授导数、微分课时,一次性作业就100多道题,课余一天半完成。当年工学院年级统考,我班有3人获加分而超过满分100(不少班竟无人获取)。我有幸是其极少数人之一,获103分。其后教我们专业数学的曾令桃老师,也很不错。半年概率论,也是我受益的课。值得一提的是,我日后发表的诸多有分量的开创性论文(如“非突发性环境风险研究”),均厚积薄发于此。

  水力学老师梁曾相、汝树勋。先有基础力学铺垫,而后进入水力学。教水力学的两位老师当年都住在靠工院后校门右侧一带的三层青砖房,我由于连任课代表,经常出入两老师家。他们的学术和教学没得说的,水平高!但其生活、居家之简朴,令我至今难忘……不能不使人想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那句名言。

  还有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老师苏宏庆等等,都是我敬重的老师。

 

多彩的校园生活

  宿舍区通往教学区的道墙上,经常公告有“***学术报告会”、“***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 ……诸如此类多多,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余活动内容。我大一时,曾很好奇地去听过一次这样的报告会,结果听的似懂非懂,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那时,校园不但学术气氛很浓郁,各类讲座也不少。比如,“一种新计算图尺法的应用讲座”等。你知道那年代大学生使用的计算工具是什么吗?最洋派的计算工具就是计算尺。相信好多40岁以下的人没见过。当时流行两大品牌:早期的是鼎牌,后期的是四达牌。这两种我都使用过。

  工科学生的学习负担是很重的,课余需要一点轻松。每当夕阳西下、晚餐后的一小段时间里,即会从校园的不同角落飘来轻柔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是文革前的工院广播站,特意为全院师生准备的一道课余精神大餐!当那如诉如泣、如丝如绵的轻婉曲调飘过你身旁的时候,正漫步的你顿时会感觉到一阵阵愉悦,全身心如释重负,洗去你白天攻读的几多疲惫。

  但好景不长,我记得自“九评苏共公开信”后,文化、知识界“反修防修”的禁条越来越多,“梁祝”连同许多优秀曲目一起被封杀。

  工学院有个“电影广场”,位于原行政楼正背后(现启秀楼或称基础教学楼楼前),是每逢周末师生看一场露天电影的所在。想当年,新电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大浪淘沙》、《早春二月》等,我就是在这里看的。8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成了我的永久留恋!

 

文革蹉跎岁月

  成都工学院早期四年制,从1958级起,改为五年制,特别强调基础课教学。两年基础课,一年专业基础课,一年半专业课,再半年实习+毕业论文及答辩。五年中,每个专业要完成二十至三十门课程学习,一门主课补考不及格即留级,连续两次留级即自动退学。

  我大学的最初三年,是值得怀念而有意义的三年。紧张而有序地学习,收获颇多,基础打得比较牢实。但到了1966年夏,文革的到来,一切都变了。那些莫名的狂躁 、无助的挣扎、心无定所的彷徨,充斥着我的每一天。

  文革开始时,学校很快分化成两大派,以工院“十、一”战团为首的“造反派”和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纵队为首的“保守派”,不参加任何组织的“逍遥派”是极少数。我参加了人多势众的“十、一”战团(“红成”派),打着“造反”旗帜,戴着“红卫兵”袖标,喊着“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东奔西闯,曾逞豪一时。

  但随着运动的没完没了,派性斗争的极度膨胀和武斗的泛起,混乱的局面让我和很多同学一样,慢慢地对硝烟弥漫的文革运动失去耐心和信心,产生反感和厌倦,不自觉地成了逍遥派一员。同时,开始思考文革对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希望早日结束这种不正常的“学习”生活,完成学业,踏上真正的人生之旅。

  当年,1961级和1962级的毕业分配,延误到1967年冬至1968年春才完成。我们1963级,也即将面临分配,可专业知识还未学到多少,大家不禁着急起来,开始“复课闹革命”,手忙脚乱地找老师补课,为了好找工作,有的班甚至把专业也变了。我们班也自以为是,奇怪地找一系的老师上了两个月的“机械原理”。不管怎么样,总算有意义地过了几个月。但到了1968年夏,随着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倒台,红卫兵叱咤风云的时代宣告结束!紧接着工宣队进驻各大专院校,我们的复课被迫停了下来,原来的一点美好求知期盼也随之成了泡影!

 

夕阳下的一道无奈风景

  工宣队进校后,先是砸掉各派性组织的牌子(包括“临革委”),收缴兵器,拆除“文攻武卫”工事,‍召集各派头头进学习班,通过搞大联合建立院革命委员会,做了一些正经事。不过,接下来的事就令人吐酸了。 工宣队下到各班后,成天穷没事地组织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和“斗私批修”,但就是不准上课,无端地消磨着大家的青春,扭曲着众生的灵魂,一切又陷入非常态之中。于是,每当晚饭后,一抹夕阳余晖下,数以千百计、冷对时政的学生,无论你先前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而今均进入“逍遥派”,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散步大军(我也是其中之一),不约而同地涌出校门,沿着一环路向西,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从校门外磨子桥——经科分院——警备司令部(现省军区)——直至跳伞塔西。在长达两、三里路,当时几乎无车辆过往,两旁多为农田的一环路上,差不多全是一群外表悠闲而内心惶恐(面对未来,专业不精)的工学院学生!或低语,或沉默,即使原对立的两派同学碰面,也绝无争辩;以各异表情,表达对当下的不解和迷惑。这是中国近百年大学史上,一段绝无仅有的奇怪的大学生生活缩影。

 

结束语

  1968年底,我毕业分配到广安县代市农场劳动锻炼。两年后,调攀枝花矿务局(现攀煤集团)工作。前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康士坦丁诺夫曾说过“历史有时是令人迷惘的一片混乱”。那个年代,人像一片叶子,一阵风就会被吹起来,更何况有那么多的人在不停地煽动,让你为“圣战”燃烧青春。一代学子用天真与热情甚至生命蚁演了一场“轰轰烈烈”,孰料大幕落下时,我们的无知与狂燥,付出的是怎样沉痛的代价!

    从非常岁月过来的大学生,大多数以“半成品”被推向社会,青春之泉变成一沟弱水流向四方,奔向四季。尔后的艰辛,自不待言,有人沉伦,有人奋发。历史无情地鞭笞着一代人,沉重地见证了我们的起落人生。沉酣早褪梦难消,往事依稀勾前朝。当年振臂客何在,少有风流多折腰。

 

编辑戚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