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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见闻

吴迪

 

    笔者2007年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2008年从南京大学调入四川大学化学学院任教,从事有机光电功能材料的涉及合成研究。2013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公派到英国牛津大学,与化学系Harry L. Anderson FRS院士合作,从事量子纠缠态有机体系的设计与合成工作一年。在英国工作与生活这段时间让我感受到一些异国的文化,让大家一起分享。

                                                               作者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门前的留影  

 

1.       宗教的影响力

  牛津大学快要800岁了,出了无数伟大人物,想来该有个振奋人心的校训。没想到竟然是“主照亮我”(The Lord Is My Illuminattion)。不知道英国其他城镇和欧美其他国家是否如此,但是在牛津城,宗教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摄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入口

  那随处可见的、动辄700多年历史教堂的精美华丽,那时不时从教堂彩绘窗中钻出来的管风琴和男生小合唱之高雅圣洁,那周末中午刚做完礼拜从教堂走出来的人群的抖擞振奋,那教堂不时提供的免费(或仅需成本价格)的聚餐、旅游、舞蹈课、语言课、读书会等等的慷慨暖人,周遭白人黑人待我们之友善热情,乐善好施,一度让人误以为天堂不过如此。

画有圣经故事的教堂花窗,摄于圣玛丽教堂内部。

 

说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在英国买了辆二手奔驰,很老,开始还好,后来常常半路熄火,有时候甚至尴尬的停在路当中,造成拥堵。你可以想象在中国遭遇类似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开口向路人求助,不被后面司机的喇叭按到无地自容就算是心理素质过硬了。但在英国,每次向路人求助推车,甚至在停车场附近请人帮助,都从未被拒绝过。有一次堵在路当中,后面三辆车里的人都主动下车帮忙推车。有时候要推上坡、转弯,相当费力,提供帮助的英国绅士们从来都一脸笑容,帮忙到底。

初来乍到处处困难的同胞,很容易把这种相当普遍的友善热情归结为宗教的影响,难以不为之动容,忍不住走进教堂去一探究竟。

冲着免费午餐,我们选择了专为“新来的”提供的讲座,第一讲:上帝是否存在?作为科学工作者和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心中早有毫不动摇的答案,只是挡不住好奇,在科学已经发展和普及到这个程度的今天,在世界科学发展风口浪尖的牛津大学和科学顶级杂志Nature(自然)驻地旁边,神父该怎么解释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怎么说服人们信仰上帝。他们的逻辑我至今仍记得清晰:你拿着地图去寻找目的地,出发前并不知道地图是否正确,只有找到目的地了,才验证了地图的正确性。也就是说,你是在假定地图正确的前提下,盲目信从,到最后才找到目的地的。所以新人只需要假定“上帝存在说”是正确的,并信从神父的指引,即可找到上帝,获得上帝的爱。

稍微有点逻辑基础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个理论有些说不通,如果一定要找些专业词汇来揭示这一理论之蹩脚,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循环论证”、“伪科学”来攻击。但是面对台下(多数和我背景相近)十几个新人(看在免费午餐面子上,还算客气)的质疑,神父仍竭尽所能论证,虔诚之心可鉴。直到共进午餐时还一直在劝说我们:一次听不懂,多听几次就好了。

也许是我们不够聪明,也许是我无缘听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明。去梵蒂冈一睹圣保罗大教堂和博物馆之后,知道有那么多资源在支撑宗教的“研发”和传播。去剑桥大学访问时猛然抬头看到巨幅海报上的讲座标题:论上帝的存在,主讲人是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也许,这一理论太高端,我只能承认,我一时理解不了。但事实不能否认,这种连我(理科博士)都理解不了的逻辑作为基础的宗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信,怎么能吸引、教化那么多人。

和我一起在牛津大学化学系工作的labmates(实验室同事,博士、博士后们)有好几个基督徒。他们在牛津大学学院教堂(38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教堂)里结婚,他们周日要和家人一起做礼拜,他们被父母带入宗教,也打定主意将把他们孩子带入宗教。

作者(前排左二)与HLA课题组成员合影(20138月)

  我很小心的谈起我在蹩脚神父那儿听到的上帝存在说之地图版论证,问他们信不信,或者知不知道什么更好的论证,作为理科生,有没有个说得过去的逻辑。他们都说不知道,但是信,就像相信平行线永不相交那样,不言自明。我质疑没有逻辑为基础的相信,不就是盲目信从?这不影响你在科学上的循证逻辑吗?一位来自德国非常nice(和善)的女博士后Christiana回答我说:我在做科学的时候从来不想上帝,在教堂就从来不想科学。

  原来他们把内心世界分割的那么好,信仰是信仰,科学是科学!

  只是科学,那也就罢了。基督教崇尚的善意、大爱,在涉及金钱交易的时候,就蒙上了阴影。

我们在牛津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要拍摄录像。网上联系到一家出租摄像器械的店铺,地处城乡结合部、狭小凌乱,店主夫妇一看就非善类。但是牛津城不大,短时间内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带着强烈的戒备心理,谈好了价格50磅每小时,租用一个上午4小时,共200磅,当场签订合同,白纸黑字,仔细看过,签上字。店主说进去复印一下,拿着两张纸出来立马签了字,将原件递给我们,我们看到他留着的那张复印件下面有我方的亲笔签字,就相信了店主,没当场仔细校对。

  结账时候,故事来了,店主拿着一张有我们签名复印的合同出来,啪啪一算,说要1200磅。我们顿时脑子一嗡,猛地慌了神,要知道国家留学基金委一个月的生活补助也不过1000磅。仔细一看,他持的合同变成了200磅一小时,还要加我们并没有租用的存储卡、人工费等。幸亏我们带着我们双方亲笔签名的合同原件,拿出来比照,他才不得不承认他进去复印的时候除了复印我们的签名,其他部分是另一张纸,说“阴阳合同”是客气的,说诈骗也不为过吧。乘我们还没缓过神来,他用碎纸机哗哗哗的把两份合同碎掉,收起我们付的200磅现金,板起面孔赶我们出门,发票都没给。

  这就是天堂,原来天堂里也有“车来车往”。惊险后怕之余思忖着,如果我们被宗教气氛浓郁的人际关系所蒙蔽而轻信所有人,不坚持签定书面合同,如果我们付款时候没把合同带去,如果我们换了另一个人去结账,如果我们数学或者英文再烂一点点,如果我们被那情形吓到不够冷静,被白白骗走1000磅完全是可能的。这店主夫妇绝对不是第一次行骗,其技巧熟练,被当场戳破之后销毁证据速度之快,让我们猝手不及。为理清思路,我们一度把事情归结为“这夫妇二人不信宗教”。没想到次日看见二人从教堂走出来,一脸春风。

  我忍不住和Christiana抱怨,说你们都不要那么nice(和善)了,就怨你们对我那么好,让我误以为这里是天堂,把30多年处处小心提防的生活本领都忘了。那店主夫妇骗人,不怕被上帝惩罚吗?Christiana笑我,说你不知道他们可以忏悔吗?有个小小的笼子,走进去,对旁边笼子里的神父说实话,承认错误,然后就不必担心上帝惩罚,死后一样上天堂。

  我恍然大悟,原来宗教是这样工作的:虽算不上后悔药,但挽救人们于罪疚自责中。忏悔之后,理论上有个“赎罪”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人都善良可亲的假象。中国古话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基督教影响力那么大,大概都是靠着这“忏悔机制”吧。但是,忏悔之后有没有改正,是不是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  法律,让我如何说爱你

  说完了宗教,说说法律吧。

  在中国,我们极少和法律打交道,只知道有法不依的事情也不新鲜,更不要说很多方面还无法可依,要下定决心对簿公堂,得要鼓足滚钉板的勇气。至少我,还几乎从未想过举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说英国是发达国家,国民素质高,那是中国人自谦。著名的“中国式过马路”,在英国也一样,过马路等的不是红灯,而是一起闯红灯的一波人。

  要去英国待一年,知道牛津小城住房特别贵,知道留学基金委给的1000/月生活费多半要用在租房上,心想住处不能马虎,为避免“照片是天使,实物是魔鬼”的风险,决定到了英国亲眼看过再定。

  刚到英国,下了车就住在58/晚的旅店里。这已经是短时间内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处了,连wifi都没有。租房一事迫在眉睫。当时已近圣诞,很多房东、二房东都去了外地,只好求助中介。这是我们在前台提供的报纸一脚小广告上看到的第三家,前两家打电话都无人接听。约好看房,没想到一同去了三个看房的人。房子实在不怎么样,地处偏远,一套四间房间,公用厨房、卫生间,房间狭小,装修陈旧,家具简陋,楼梯吱呀,厕所气味难闻,门板居然是没有油漆过的三合板,不包水电税费,居然还要价500/月。但是想到至少比58/晚便宜得多,这个中介说没有别的选择,其他中介也联系不上,而且还有两个竞争者,且这个价格刚好在预算之内,只好匆忙决定先租下来。没想到一租还要交两个月的租金,加上中介费,一共1150磅,现金,因为当时我们连银行账户都还没来得及办。  

  牛津小城的房屋中介

住定下来,最难接受的是邻居,他居然男扮女装,180 cm的大个子,画着浓妆,扎着麻花辫子,穿着黑丝袜,粉红拖鞋,举止温柔扭捏,说话完全听不懂。我不想鄙视什么,只是和这样的人公用厨房卫生间,实在有些难接受。走去市中心最少要1个小时,去牛津城中心一看,才发觉住的那么偏远,算是白来牛津学习生活了。联系国内友人,参观了他们的住处,才明白自己上了个大当,我们租的这间屋子200磅都太多了。城中心有一家教堂产业的B&BBed and Breakfast床和早餐旅店),单人间19/晚,装修体面,早餐可人,免水电税费,按天计价,随时可以搬进来和搬出去,不用犹豫了,立刻搬过来。

 牛津街景,摄于市中心的G&B冰激凌店。

剩下的大问题是找中介退租。打电话给中介,他丝毫不留余地的生硬拒绝,说我们可以早早搬出去,但已经交了的1150磅不退。这一下子把我们的生活逼到窘迫的境地。

我们住的B&B对面有个Shelter(庇护所),橱窗上写着提供住房方面的法律援助。我们抖抖霍霍的带着蹩脚的英语走进去,连说带比划的说中介利用我们语言和信息都不通畅的弱点,搞了若干花招(刻意制造租房市场的紧张状况、超出市场平均范围的价格、虚假的竞争者、隐瞒邻居状况、谎称离市中心只有半小时步行距离等),诱骗我们租房,合同已签,想退退不了,我们怎么办。工作人员Catherin是个50岁上下慈祥的职业妇女,耐心听完后,说如果是这个情况,你们说的那些花招,并没有违法,合同已签,对方确实有权拒绝退款。你可以想象我们心一下子掉入深渊。

但是,Catherin很有经验,她说:让我看看你们的合同。回家,拿了合同,立刻奔回来,Catherin抬起老花眼镜定睛看了1分钟,狡黠的一笑,示意我们可以不用着急了。马上打电话,面带一脸慈祥笑容客客气气的跟中介说:合同上写的是把一套房子4间房间一同出租,500/月,请你把另外三间房间的钥匙或者租金给这位先生(指我们)送过来,已经过了9天了哟。不知道中介在电话那头是什么表情,只知道半个小时以后(下午六点半,下班时间),我们就拿到了51天房租的退款(现金),连中介费也退了回来,并且当面道歉,态度之诚恳,语气之和蔼,仿佛换了一个人。

    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令我们一筹莫展的问题,被Catherin找到漏洞,利用法律轻松破解;更没想到这个法律援助机构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竟分文不取,完全免费;更想不到它既不隶属政府,也没有宗教背景,甚至 不具有“慈善”色彩。我们到现在也不能完全弄懂他的性质和收入来源。

    拿回900多磅,如同劫后余生,庆幸之余我们没有追讨前九天另外三间房的租金(据Catherin说,我们可以依法追讨),只顾着给CatherinShelter这个法律援助机构写感谢信了。信用繁体字手写而成,真心称赞他们“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没想到他们送到了香港分支机构,翻译了,中英文对照着裱框挂墙。

 

阳台上的晨昏,摄于我们位于泰晤士河边Folly Bridge Court(愚人桥苑)的家。

 

    我们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位来自中国的学法律的朋友的话我们感触最深:人家的法制体系到底比我们还是健全很多,不仅是立法管的宽,违法代价大,而且人家有一套机制帮助弱者用法律保护自己,每个身处困境的人都受到法律的庇护,法才能快点立,才能更好地依,这是法制建设的关键。

我不懂法。我隐约觉得,中国,有些路也许只能慢慢走,有些事情可以快点做起来。

 

3.       吃货的力量

 

    在英国,对做菜稍有心得,小有兴趣的中国人特别容易获得成就感,因为两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差异,恐怕就是吃。

    在中国奉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首的“火候”,在英国被忽视、甚至直接被跳过了,任何东西熟了没熟都可以端上饭桌。中国人以为牛排作为典型西餐,谈三五七分熟是地道的,可惜在英国只有half fried(半熟)和total burned(彻底烧焦,被视为失败)的区别。

    每每到了午餐时间,我都在为他们的舌头默哀。打开精美饭盒,几片三角形片状面包(他们叫土司white toast)夹着生的蔬菜、肉片和酱料(叫三明治),或是圆形面包(美其名曰bagel,犹太面包圈)夹着生的蔬菜、肉片和酱料(叫汉堡包),或者长条面包纵着切开夹点生的蔬菜、肉片和酱料(叫热狗),甚至餐厅现做现卖的大土豆煮熟切半,浇点肉酱,或在米饭上浇点肉酱,偶尔改善一下,大家排着长队翘头以盼的,不过是方形面片中间夹着肉酱(英式意大利千层面lasange)或者英式印度餐:烙饼裹/蘸着肉酱。有一次法国籍labmate(实验室同事)说我们出去吃点法国菜,换换口味吧,于是兴奋的一起走了不近的路,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憧憬着可以安抚一下寂寞了很久的味蕾,没想到拿到手的就是长条面包横着切开,中间夹点生菜叶子和肉酱(叫baguette)。你可以想象一个在成都生活多年的人到了英国憋成什么样,憋不住了,做好割肉的心理准备,在漂亮餐厅落座,告诉waiter(服务员)我实在不想吃冷的、生的东西了,你们有没有加热过的东西,他说好的,于是端来了英式panini(帕尼尼),把夹着生的蔬菜、肉片和酱料的长条面包放在饼铛里压扁了加热,就这样割走了我15磅。

                                                      英式Panini,在餐厅里售价10-20磅。   

在牛津大学基布尔(Keble)学院餐厅举行的商务午餐聚会  

一次受邀去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最古老、本科生教学质量排名第一的学院)吃formal dinner(正式的晚宴),气派得可以作为哈利波特取景地的dining hall,精美绝伦的烛台和餐具,西装领结、低胸露背装,在校生还披着学位袍子(就是哈利波特电影里那种),端庄体面的守门人和服务员,和这一切精致感构成强烈反差的是,头道菜(first course)是一人四分之一个包菜球,没切(俗称沙拉);主菜(main course)除了硬到切不动嚼不烂的火鸡腿之外,居然配的是水煮蘑菇、水煮西兰花,连盐都没放,用个大脸盆装着,传到手上自己取。你寄希望于第三道甜点(desert)总不至于特别难吃时,发现甜到95%的糖块,浇5%的糖稀。

我的labmates(实验室同事)来自10多个国家,20个人里只有3个英国本地人。我们经常就各种话题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法德足球赛,来自法德的两个博士后竟差点大打出手,可见虽是开玩笑,但明争暗斗的名族自豪感多么强烈。但每当我们挑起关于食物的话题,连英国人自己都一起嘲笑自己,笑他们什么都能从殖民地抢了来,唯独食物抢不来。蔬菜水果是荷兰运来的——烂光了,每份都只剩下很小一份,还挺贵;面包是法国运来的——隔夜了,所以特别硬;从中国抢了那么多好东西来,菜谱也许也是其中之一,却偏偏不知道什么叫少许、什么叫适量,什么叫小火慢炖或者大火爆炒。

作者在英国的合作导师Harry L. Anderson FRS获院士后召集曾经的课题组成员在牛津大学Keble学院举办庆祝宴会  

 

我的工作是cooking(烹饪),在实验室cook chemicals(指合成化合物,合成化学家自嘲的说法),练就了过硬的三头六臂统筹安排能力,但在中国,从来不敢妄称自己厨艺如何。到了英国,从中国超市随便买点半成品,肉末酿豆腐盒子,大火蒸熟,铺上买来加水即成的鱼香调料,就能体体面面的招呼有身份的客人了。一位院士夫人,联合国的翻译,惊讶的说,她以为豆腐都是没味道的,没想到可以这么好吃。她一定还不知道,从豆腐干、豆腐结、豆腐皮、豆腐花、到嫩豆腐、老豆腐、冻豆腐、腐竹、豆浆,千变万化,没有味道,只有经过适当的“火”和适当的“候”,才足以承载中华味道。

电饭锅煮饭加了两片广式香肠,弄得楼道千里香,邻居端着红酒来要和我们分享,还没来得及浇上酱油,就半碗下肚了。

办了个学术会议,提供免费中国午餐,我弄了个盖浇面,两种浇头:西红柿炒鸡蛋和榨菜肉丝,其中榨菜肉丝有一半做的比较辣。他们辣得眼泪直流,抹着一嘴的油,人均添了三碗。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哲学教授John Marobon院士自称吃货,说中午已经初尝过了,知道中国菜魅力无穷,只是晚上急着赶回剑桥(大巴要三个小时),非常遗憾只有drink(喝饮料)一下的时间,不能多呆三个小时,进一步品尝我的厨艺,非常遗憾。他没想到我早有准备,提前切泡腌炖,到他来了后烤箱、微波炉、蒸笼、汤锅和炒锅同时工作,短短15分钟serve(提供)了比英国最为正式的three-course dinner(三道菜的晚餐)还要丰盛的一大桌子中国菜,惊讶的他下巴碎了一地。一再说饱了撑了,最后还是忍不住吃光了四个口味各不相同的汤圆。之后我们回国,他立刻跟着来了成都,访学之余,尽享成都美食。

两个鸡腿和水发木耳大火熬上一个下午所得浓汤,化学家们都顾不得分析胶原蛋白溶解后的营养价值,一口气喝个精光,发现嘴唇粘黏着张不开,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对他们的水煮蘑菇那么不耻。甚至剩菜煮个泡饭,他们都觉得是至尊美味。

    卖的极其便宜的带骨头的带鱼和带肉的三文鱼骨头,抹点盐烤成鱼排,便没有了他们苦恼的吃鱼吐骨头问题,补钙又爽脆。西方人不吃,我们要到屠宰场后门问人家免费要的猪脚和鸡脚拿回来,红烧猪手或者蒸凤爪,只有到家里来放下他们形式主义的餐桌礼仪,学会吐骨头的西方人,才能大快朵颐。我这还没展现中国人聚餐最欣赏的方式——火锅——之热气腾腾,经久不息。

 

                                       中西结合的晚餐,香烤三文鱼与麻婆豆腐。

    来我们家的化学家惊讶的发现我做菜所用工具极其简单,就如同我去德国籍化学家厨房里看见她的“家伙”精良与强大一样惊讶。他们有道著名的菜,把熟鸡蛋剖开两半,蛋黄掏出来拌上佐料填回去,就这么件事情,有切鸡蛋的工具、掏蛋黄的工具、填佐料的工具,甚至要找个纸托承载成品。我得承认,用了工具,事情的确可以做的漂亮、省力,但同时也限制的创造性。如果说英国人不肯花心思在食物上,那么德国人花在食物上的时间大多数转化为研究工具器械的努力。而我们,哪怕没有任何工具,哪怕徒手,也不能牺牲佐料、不能怠慢了火候。塞满香辛料的童子鸡、拌着调味料的荷叶糯米鸡都是最好的证明。

    饮食是文化,在中国是最广泛欣赏的文化。如果说中国有什么软实力可以输出,饮食文化毫无疑问首当其冲。

摄于我们在牛津Folly Bridge Court(穷酸文人译为愚人桥苑)的家内外   

    我们在牛津Folly Bridge Court(穷酸文人译为愚人桥苑)的家,也算是往来有鸿儒了。看着夕阳坠入泰晤士河,听着唯一噪音——天鹅的鸣唱,畅谈东西方文化之异同,免不了拿舌尖上的美味做谈资。受邀来我们家餐桌上的有十多位欧美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三、五院院士。牛津教授、四院院士(英国学会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挪威文理学会外籍院士Foreign member of the Norweg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 美国文理学院外籍荣誉院士Foreig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Tim Williamson吃的高兴了,拿起我的英文初稿帮忙修改语言;丈夫要离开英国时,合作导师,牛津大学教授,四院院士John Broome先生在一份官方鉴定意见中写道,“他卓有成效的传播了中华文化,是欧洲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我和丈夫常常argue(争论),但这个观点我们agree(持相同),他在英国建立的高大上的朋友圈,他从中所获帮助,他获得的这些体面评价,和我这个浸透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快手厨娘”的热情招待不无关系。  

戚亚男20161011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