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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罗义蕴

             

      我于1949年秋考入华西协合大学英文系。这是华大的名牌系之一,有中外知名教师任课。系主任是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韩诗梅(Dr.Hansman)。专业必修课设有语音学(Mr.Moncieff授课)、英国文学史(Dr.Fastnut授课)、英国文学背景(Miss Bowman授课)、英语作文(Miss Bowman授课)、莎士比亚戏剧(Mr.Phelps和宋诚之博士授课)、英语语法(刘元农教授和陶老师授课)和翻译(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授课)。这样的中外师资队伍是很强的。除了必修课,学生还可自由选修其他课来读学分。我选修了文科的公共课社会学(李安宅教授授课),还选修了理科的公共课物理学,要做实验,学分最多。我刚进大学积极性很高,除主修英文,还辅修了音乐,因为华大有音乐系,开课很全,我选了钢琴(Miss Ward授课)、声乐(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教授授课)、音乐欣赏(Mrs.Wilmot授课)及音乐理论基础。每周把课表排得满满的。一年下来,各科考试均顺利地通过了,才正式读英语专业二年级。

  这是一套完全欧美化的教育模式。因为我们是学英国文学专业的,所以英语语言能力较强,能做英文讲演,写读书报告,看懂原著。我记得一年级泛读课学的是狄更斯的《双城记》。莎剧学的是《威尼斯商人》和《麦克白》。专业课都是小班上课,少则两三个人,多则七八个人。由于学分制可跨年级上课,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教师对于学生的情况了如指掌。同学之间也非常了解。现在回头看看,我觉得主修与辅修制很好,可以发挥青年人的潜力,满足学生的各种爱好。凡有兴趣,就能学得很好,也可以不转学,转系。另外,文科的学生选一门理科的课也很好,做实验可以培养动手能力,学物理使我后来终身受益。

  不过,这种情况只在我读大学一二年级时才是如此。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接踵而来。我参加了以反贪污为主的城市“三反”、“五反”运动,还参加了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懂得了阶级斗争的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要保卫江山,保卫红色政权,就必须进行现阶段的民主改革运动,特别是土改。我下到农村才看到贫下中农是多么苦,也看到分得田地以后他们是多么喜悦。我读了一些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深受感动。特别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写的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一一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更让我铭记终身。于是,我志愿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充满朝气勃勃的精神,组织叫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华大的外教都回国了,最后一个走的是包明女士(Miss Bowman)。新中国成立后,她提着小板凳和我们一起坐在操场上听时事报告。我们的阅读课改学《联共(布)党史》英文版。不过,我的心思不在学习和考分上,而是社会工作第一。我认为,大学生参加革命工作,是历史的使命,就像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所说的一样,社会就是大学。我常为年轻时这段时期的时髦和革命热情而心潮澎湃。

  当时,许多同学相继转去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和四川外国语学院学俄语,全国大学也面临院系调整的大变革,我随华西大学的师生调整到望江楼旁的四川大学外文系。来到四川大学第一堂课是全部学生下锦江淘河、洗沙。河水很凉,但是年轻人有火热的心,我们全班同学很快融在一起了。我们四年级这个班有20余人,可谓很大了。我们英语专业沿用了苏联的英语教材和教学法,也沿用了教研室组织和考试、考查制度。

  课程设置主要是精读课。虽然也有文学课、口语课、作文和翻译课,但是语言能力的培养主要靠精读课,选用的教材是苏联编的厚厚两大本《高级英语教程》,把语音、语法、词汇、阅读、作文通通综合起来,所以又叫“实践课”或“分析性阅读课”。我感觉编得很有层次,弥补了我在语法、语音学习上不够系统的漏洞,对于打基础很有用,但是阅读量不够,启发学生自主学习不够,没有大型读书报告,也没有多少课外要求,学生不写论文,也不用上图书馆查工具书,只要把课本读好了,就算精耕细作了。我在学期中间生了一场大病,没能昕课。但是,通过自学,把每一个项目耕耘一遍,还是参加了考试,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可见教材的挑战性不够。不过,老师教这门课还是十分不容易,语音、语法、词汇、阅读、作文什么都要会。我们四年级的老师是1952年从美国归来的赵澧教授,又是外文系主任。他特意抽出时间来给学生答疑。所有的教师都很负责,可是不一定都能激起学生的兴趣,只有教翻译课的红学家周汝昌老师课上得特别精彩。记得他叫我们翻译《牛津词典》的序言。他把同学们的译文作了对比,指出了问题和优缺点,然后把自己最好的译文朗读出来。说这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学们一听就记住了。

  困扰着英语专业学生的根本问题是毕业分配。学生没有专业对口的工作了,教师纷纷调整走或改行了,中青年教师调去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两年后回来教俄文。面临毕业分配,我想起自己所学的第二专业:音乐,就在毕业分配表上填了三个志愿,都是搞音乐工作。于是,我被分配到重庆总政歌舞团弹钢琴伴奏。正当我要去报到的时候,省分配办公室叫我去城里谈话,说川大外文系愿意留我当助教,我告诉父亲,父亲叫我立刻留下来。这样,我便成为川大外文系50年代最后一个被留下来当助教的大学毕业生。回想起来,学外语得紧跟国际、国内形势,正像毛主席诗中所写的:“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